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於今（2012）年6月8日舉辦「入會十年與黃金十年：經貿自由化，布局全球」國際研討會，並於下午3點40分至5點進行圓桌論壇。該場次主持人為財團法人台北論壇基金會蘇起董事長，與談貴賓包括經濟部梁國新常務次長、WTO首席經濟學家Patrick Low教授、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瑞士世界貿易學院Thomas Cottier院長、日本東京大學伊藤元重教授、法國高等政治學院全球經濟中心Patrick Messerlin主任。

一、蘇起董事長邀請與談貴賓進行討論

　　與會貴賓就WTO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演講主題、對台灣的建言，或其他經貿議題自由發表意見。以下為與會貴賓發言之重點：

　　（一）WTO首席經濟學家Patrick Low教授

　　拉米提到WTO與FTA的競合問題，基本上WTO平均每個會員簽了13個FTA，但實際上並不是每個FTA的執行都很有效率。在近期WTO恐難有成果的情況下，包括台灣在內，各國政府為拓展經貿仍會致力於洽簽FTA，但個人認為企業界對於這個趨勢或許相對不樂見，因為這意味著企業的經商活動將面對更多不同的協定與規則，可能增加額外成本，因此我認為如何調和這些不同協定與規定，應是WTO可努力之處，建議WTO可以先從小地方改善，協助企業界避免因諸多FTA，反而使商業活動變得更無效率。另外有關全球生產供應鏈、價值鏈，以及如何以附加價值來衡量貿易等構想，是一個很錯綜複雜的問題；尤其對企業界而言，可能難以瞭解此一複雜概念。其實供應鏈這個問題最簡化的說法，就是要讓各國的管理法規都能緊密連結，例如智慧財產權還需要連結反托拉斯法等，建議WTO秘書長拉米在推動此構想時，應從更廣大的層面思考，更實事求是，並力求簡化以讓企業界瞭解，而非訂定一堆更複雜的規則，讓企業界難以執行。最後，早上的討論中曾提及，WTO未來決策模式應走向複邊協定路線，但此論點需小心處理，因為WTO的原則還是共識決，如果不理會這個原則，幾個會員就可以簽訂一個協定，可能導致WTO分崩離析。因此，應該要強調關鍵多數會員的同意，且不能有排他性。WTO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等都是特例，且這些協定都獲得關鍵多數會員的同意，這是值得注意之處。

　　（二）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

　　目前中國大陸的前30大出口商中，有18家與台灣有關係，若將這些數字納入台灣的出口，則台灣出口占GDP比重應該會大幅增加，尤其台灣2011年出口68%集中在亞洲地區，其中40%又集中在大陸，這意味著台灣出口相對依賴中國大陸。若就與台灣貿易關係緊密的亞洲國家洽簽FTA的現況來看，新加坡簽了16個、印度簽了14個、日本簽了13個、中國大陸簽了11個、南韓簽了9個，而台灣卻只有5個，在FTA簽定數量上落後其他亞洲國家很多，我們應更努力爭取洽簽更多的FTA，尤其中日韓已經在談三邊的FTA了，這將對我們帶來重大的影響。遠東集團是全球第四大化學纖維生產者，韓國是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旦該協定洽簽成功，則韓國便可以免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遠東集團卻還面對7%的關稅，這將使遠東集團的競爭力下降。這幾年台灣化學纖維在中國大陸市佔率已逐年降低，2008年是8.5%，而2011年只有7.2%，即使中國大陸市場日益擴大，但台灣的市佔率卻仍被其他國家瓜分走。展望未來，在台灣仍以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的情形下，洽簽FTA的工作必須繼續推動，以前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現在卻落後韓國，這便是一個跡象，告訴我們台灣需要一個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必須從整體架構上進行改變，才可跟上世界變化的速度。以遠東集團來說，我們對於未來經濟相當憂心，但我們無法掌握希臘、西班牙債務危機的發生會讓世界經濟景氣如何變化，因此企業界需要政府帶頭，告訴我們該何去何從。貿易自由化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像是ECFA生效後，雙向貿易持續增加近20%～25%，因此希望ECFA後續談判能加速進行，讓免稅品項能擴大到至少2,000項，且服務業如何擴展到中國大陸也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此將促使台灣經濟獲得另一波成長機會。

　　（三）瑞士世界貿易學院Thomas Cottier院長

　　今日下午很高興聽到拉米的演講，他講得很清楚，過去多邊貿易機制與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就好像在選美一樣，透過拉米的演講，我們更清楚傳統市場進入議題主要是與取消關稅措施有關，例如降低關稅、取消數量限制等，而這些是PTA談判比較容易達成的；但所謂的貿易自由化包含得更廣，尤其是法規的改革與制度規範的整合，此部分較適合由多邊機制來推動。FTA的作用在於短期內避免貿易轉向問題，但在長期上，多邊機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至於未來應如何推動協商的工作？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而言，我們需要整合性的協商，包含商品、服務、智慧財產權及投資等議題，且應該在同一地點進行談判，亦須檢討WTO談判架構，因為我們未來面臨的挑戰更多元，包括能源及糧食安全等議題，這些議題可能需要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才能有完整的解決方案。剛才有提到歐債危機，似乎很多亞洲朋友都覺得悲觀，對此，我個人相對樂觀，因為以歐洲經濟整合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們已遭遇過很多危機，但仍一一克服，相信這個危機也能有圓滿解決。

　　（四）日本東京大學伊藤元重教授

　　過去15年來，台灣企業能成功打入中國大陸市場讓我印象深刻，尤其兩岸間還存有政治上的對立，而無法有良好的政策與制度予以支持，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卻仍持續增加，顯示即便無政治面的奧援，台灣民間力量還是能自己找到走出去的路。當然，若能有政策與制度的支持，相信台灣能有更好的發展。以日本的經驗來看，196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時的環境，與現在WTO貿易自由化的環境很不一樣，加入WTO必須調降關稅，調整很多制度，像是中國大陸加入WTO便是一個重要的時點，因為中國大陸必須得開放市場，改革很多原有規範，而這便會影響其他國家。我個人過去有機會與在中國大陸經商的日本企業交換意見，他們認為過去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著眼於便宜的勞動力及廣大的土地，現在因勞動工資上漲，民眾消費力增加等轉變，日本企業認為中國大陸已進入第三階段的發展，而成為世界市場的試金石，若在中國市場無法勝出，也難以在世界市場有突出表現。以日本手機而言，若在中國大陸市場無法取得好的成績，在世界市場也難以有好的發展。20年前中國大陸的GDP只有日本的1%，4年前是1/3，而現在已經凌駕日本之上；但未來中國大陸是否能繼續成長，可能得視其內部矛盾問題能否解決而定，我們應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市場的發展動態，尤其是相關政策的改革與貿易規範等，因為中國大陸將是全球貿易市場的縮影。

　　（五）法國高等政治學院全球經濟中心Patrick Messerlin主任

　　我試著針對蘇董事長所提的問題來作回答，有關經濟自由化的問題，到底優先重點應擺在哪？我提出三個可能性，第一，我們要處理關稅問題，今天早上提到PTA，但到目前為止PTA並不能真正消除所有關稅措施，因為這會影響生產者與消費者（包括企業採購原料）的利益，因此不管對歐盟、日本、TPP或是台灣而言，未來洽簽FTA仍應持續撤除關稅貿易障礙。第二，我們要處理非關稅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問題，企業界對於這麼多標準是相當困擾的，且不同PTA的規定也會有所衝突。1979年歐洲便開始處理這些問題，而訂有相互承認機制，但至今也沒有執行的很好，有些規定可能適合某國的某些企業，並不適合其他國家，因此仍應以互信為基礎，繼續推動標準的調和，重視相互承認機制。第三，我們要處理服務貿易問題，歐債危機是在歐洲發生，但其影響是全球性的，尤其掀起一股反全球化的效應。6、7月前歐洲銀行退出韓國市場，過去日本也有同樣的情形，而泰國似乎也只剩下3個外國銀行而已。如同伊藤教授所說，我們應重視中國大陸市場，雖然中國大陸離歐洲很遠，而歐洲認為中國大陸是一個很不容易瞭解的國家，也不知如何與之互動，但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且對於其他小國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未來要回到WTO機制，便一定要有中國大陸的參與才行。過去美國花了40年推動GATT的工作，而未來WTO要能重新談判，便需要中國大陸更多的參與。我們雖然憂心中國大陸的發展，但中國大陸並不是只有負面消息，如一位法國專家所言，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PR）問題已在慢慢改善，因此中國大陸有隱憂也有前景，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六）經濟部梁國新常務次長

　　剛剛Low教授呼應拉米的演講，指出未來服務貿易等應有進一步協調的機制，雖然我們都知道服務業越來越重要，但以台灣而言，我們一向以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產業自豪，例如全世界90%筆電是台灣生產。然而，實際上台灣的GDP中服務業占70%，而製造業則只有20%～30%，因此台灣產業的發展應更重視服務業。前幾天一家台灣企業表示想在某一大國投資開店，但經查詢後才發現，實際上該國在該行業上是不允許外資主導的企業在當地投資開店，因為該國當初在WTO的服務貿易談判便沒有做出承諾，故這便說明了WTO服務貿易談判的重要性。剛徐董事長說，台灣只有5個FTA讓其感到擔憂，尤其是面對中日韓FTA的成形。對此，請徐董事長不用擔心，我們與中國大陸的ECFA談判一定會在他們談成之前完成，現在ECFA後續談判已持續進行，6月底可望簽成兩岸投資保障協定，而今年底服務業協定亦可能完成。另外，伊藤教授剛剛提到兩岸及雙邊議題，4年前台灣與中國大陸尚無三通直航，現在每週有580班次，可以飛到大陸41個城市。我們很希望能與日本及歐洲的朋友合作，一起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曾有研究指出，日本與台灣合作進入大陸市場成功比例，比獨資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高出10%，因為台灣相對瞭解中國大陸的語言、文化，因此台灣相對瞭解大陸市場。台灣加入WTO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台灣開始履行身為國際成員的責任，包括降低關稅、開放市場等，現在台灣要進入第二階段自由化進程，除繼續開放市場外，如同拉米所言，我們要透過創新研發來加值我們的產品，目前台灣產品加值的比例為23%～24%左右，仍有進步成長的空間。最後，我希望徐董等企業人士能瞭解，我們在開發其他市場的同時，我們自己也得開放市場，允許其他競爭者的進入。加入WTO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走回頭路，要繼續開放貿易、要自由化，能創造產業加值，增加台灣軟實力。

二、與談來賓針對其他來賓的發言發表看法與回應

　　首先，Low教授認為過去美國推動GATT的原因在於貿易利益，而中國大陸要在WTO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能也要由利益驅動。另外，他認為台灣出口集中在中間財，便是台灣跟全球供應鏈相當緊密的證明，經濟整合不能只看貿易，也要同步看投資，他鼓勵大家應多去探究了解服務業的本質，因為若不瞭解服務業的構成，實難以創新升級，使產業發展往更高價值鏈的部分移動。

　　伊藤教授發言強調無論多邊或雙邊協定，市場進入的重點不應只在於進入別人市場，更重要的應該是如何開放自己的經貿體系，如何使自己的法規標準等與世界接軌，以讓產業真正提升到國際化的層級。

　　Cottier院長則提醒大家在貿易自由化的議題上，不能忽視農業的問題，尤其在氣候變遷的背景下，農業部門要如何調適及因應自由化應是各國必須重視的課題。

　　Messerlin主任進一步說明他對未來全球經濟情勢的看法，他認為對未來不須悲觀的原因，在於其認為大家可以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他並指出WTO的問題需要一個好的推動者，而中國大陸可以扮演這個角色，台灣在這中間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助於導引中國大陸往更好的方向發展。至於農業問題，Messerlin主任表示國際間應有更多的交流與學習空間，例如可請法國農夫去日本傳授法國永續農業發展的方法。

　　最後，梁常務次長呼應Cottier院長的說法，也認為農業議題是FTA等自由貿易談判的重點。

三、Q&A

　　（一）問題一：拉米提到以附加價值來衡量貿易的方法，強調不能只看實體商品而是應以附加價值來衡量國際貿易。是否若以此方法來衡量，則中國大陸與美國就不會有貿易逆差，美國甚至會有貿易順差。因此，似乎在不同衡量貿易的方式下，必然會不同的結果。想詢問Low教授，以附加價值來衡量貿易對全球經貿會有何影響？

　　答：對於以附加價值來衡量貿易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看各國重點貿易的產品為何，是原料還是勞動力，這樣就可以知道對貿易會有何影響。我比較關心的不只是衡量的方式，而是其關連的貿易本質問題。例如，美國一件大衣賣425元，其中86元是美國賣一件大衣可獲得的價值，但這件大衣是在中國大陸生產，即使美國可以創造86元的附加價值，對美國紡織業的遊說者而言，關心的問題不會是賣一件大衣可以得到多少錢，而是在中國大陸生產對美國就業的影響。

　　（二）問題二：台灣花了25年的時間，透過很多政策的支持，才使台灣成為全球IT重鎮，這不僅說明產業結構調整是需要時間，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如今在面對FTA市場開放問題，不知台灣政府會如何因應，而產業又會如何調整？

　　答：這個問題和自由化與和產業調整有關，以自由化而言，其有兩個含義，包括開放市場及降低政府對市場的管控。首先政府要放棄某些公權力來推動市場自由化，但因此政府便不能管太多事情，故產業調整很重要。以IT產業來說，雖然全球95%筆記型電腦是台灣生產，但台灣卻只得到10%的附加價值，所以如何提高IT產業的附加價值，便會是產業結構調整的著力處，我們不能只在乎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創新、應用新的技術與服務來提高附加價值。半導體產業對台灣來說是很重要的產業，但他究竟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呢？其實半導體產業絕對不只是製造業，同時也是個服務業，他得針對客戶的不同需求，設計及生產適合的產品，也因此IC設計的毛利率可以高達15%～50%，如果只是製造業，則毛利率頂多只有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