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許多國家除採行類似2003年SARS期間的傳統傳染病管控和公共衛生措施因應外，也可觀察到越來越多數位科技應用逐漸湧現，補強既有傳統公共衛生措施，如韓國、中國大陸、德國、以色列等。部分國際組織亦認同並提出呼籲，如WHO（2020）成立數位醫療技術諮詢小組，分享已成功應用的數位醫療解決方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部（2020）及WEF（2020）均指出各國紛紛以數位科技應對此次危機，有助於各國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進行更快速和精準的決策與適應。

　　許多過往已有的數位應用如遠距醫療、遠距辦公等，礙於法規或社會接受度導致普及率低；但因此次疫情的急迫性，使得許多國家開始採納或擴大既有的應用。隨著疫情的局部緩和後，也開始討論重大疫情事件對社會經濟體系帶來什麼改變呢？部分討論（如TechUK，2020）談到疫情過後，這些大量興起的數位應用可能轉為常態化，且持續被採用。即便仍在疫情期間，部分國家（如新加坡、韓國、日本、英國及歐盟）也開始著手提出新的數位政策方向。

　　對臺灣而言，因超前部署，疫情控制較好，所以臺灣在處理疫情及因應常態性疫情時代的數位政策調整，反而欠缺其他國家的主動積極作為。近期簡立峰博士（前Google 臺灣董事總經理）也提出類似看法：「臺灣雖然防疫有成，但也有可能因為迅速回到實體經驗，反而忽略了全球因疫情帶來的數位轉換趨勢，更應該戒慎恐懼地在臺灣加速數位轉型」。因此，對臺灣而言，仍需關注其他國家的作法，作為數位政策調整之參考。本文接續將以新加坡和韓國為案例進行探討，在疫情衝擊和國情文化不同，也觀察到選擇不同的政策工具，引導社會與經濟體系轉型，朝向全面性的數位發展。

新加坡：擴大中小企業數位轉型補助措施，有意識引導企業轉型

　　新加坡之作法，並無大張旗鼓地提出新數位政策，反而採用既有的智慧國家政策下的中小企業數位轉型措施（稱之為SME Go Digital），以提高補助金額或額外補助的方式進行，除協助企業緩解疫情影響外，也能夠引導企業多加採用數位解決方案，改變現有的運作模式。換言之，除經濟紓困外，新加坡政府之作法，透過提高補助金額，要求感興趣的企業加速導入數位解決方案，快速過渡到數位運作型態。主要政策工具整理如表1，稱之為「Stay Healthy, Go Digital」，一是擴大SME Go Digital計畫，提高生產力解決方案基金及企業發展基金的補助計畫經費，從4月到12月獲得補助的企業均可將補助從70%提高到80%；受到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甚至補助比例可提高到90%。

　　另一個類似的工具是「數位穩健基金」（Digital Resilience Bounds），屬於額外補助性質，為鼓勵企業投入數位轉型，符合條件的企業能夠在政府補助基礎上重複申請，拿到額外的補助經費（上限為5,000新幣）。初步鎖定的產業為餐飲零售，而鎖定的解決方案，包括電子支付、電子發票、電子商務系統、電子採購、庫存管理、線上食品訂購系統和外送平臺等。目前針對影響最嚴重的餐飲和零售業開放申請。


　　在疫情封鎖期間，為讓企業能夠維繫基本的營運，新加坡政府也連結產業界資源建立數位解決方案目錄，並設立專家團隊輔導企業導入遠距數位方案的諮詢和客製化服務，讓企業可以快速地上手。另外，新加坡政府也發布「線上零售商參考指南」，引導更多中小企業可以跨入電商，減緩疫情之影響。

　　整體來看，新加坡政府延續現有的政策，透過預算加碼或特定輔導方式，在緩解衝擊影響之外，也有意識引導企業進行轉型，多採用數位解決方案。近期所擴及的層面也延伸到長者、社區及小攤販，期望可順勢疫情驅動的數位科技應用風潮，加速推動整體社會的數位轉型。例如，近期推出Hawkers Go Digital計畫，採用非接觸式付款方式，協助小攤販賣家減少與客戶的身體接觸。做法上，鼓勵未導入統一電子支付解決方案的小販，在2020年12月之前採用，可獲得最高1,500新幣的獎金（IMDA, 2020）。

韓國：「數位新政」（New Deal）創建新常態下的數位生活型態與新應用內涵

　　在2015年MERS經驗基礎上，也讓韓國成為此次疫情控制較佳的國家，因此韓國也以此提出韓國防疫品牌，向全球行銷韓國的ICT防疫科技。在疫情相對緩和後，韓國也開始商議及謀劃疫情對數位科技應用及數位政策之影響。

　　韓國科學及資通訊部於4月就快速召集各方專家，探討因應疫情時代的技術應用展望，並以此提出8大領域及25項重大技術創新項目。韓國專家會議認為疫情可能對社會經濟環境帶來4大變化，包括：（1）加速發展非接觸式經濟；（2）生物技術市場的新挑戰與機會；（3）經濟安全思維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加速推動產業智慧化；（4）社會重視日常風險應對及具備緊急回應能力。

　　從4大環境趨勢的變化，也進一步預測社會與經濟可能會面臨重大轉變之8大領域，除多數討論常提到的醫療外，還包括教育、交通運輸、物流、製造、環境、文化及資訊安全等（見表2）。其中，值得注意一點，韓國專家在討論時，特別思考疫情對數位應用帶來的新內涵和應用差異。

　　例如，在疫情期間，人員流動限制成為產業停滯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臺灣為例，疫情衝擊之際，工程師無法出差，導致半導體業者煩惱如何維修機台，因此，也透過三國跨國連線進行維修任務。類似的，對於韓國政府來說，也開始思考跨國供應鏈中斷時，如何維持正常維運及產品交付，韓國政府對於數位科技展望中，也將數位分身的遠距管理應用列為未來重點議題。各方專家認為在全球價值鏈中斷情況下，生產製造工廠及設備的智慧化功能需求逐漸增加，需要升級現有智慧工廠計畫，以便更容易掌握整體工廠生產效率。


　　另外，韓國政府也於5月中提出的數位新政（Digital Deal），預計2022年投入13.4兆韓元，創造33萬個工作機會（見表3，此為2020年7月3日版），為期三年的數位新政，以大量的數位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數位轉型，進而期望帶動就業機會增加。數位新政內容：數據、網路與AI領域的加速發展、數位包容與安全數據保護建置、培育非接觸式的服務與產業發展、社會基礎設施的智慧化轉換。


　　為加速資源的到位，近期也開始陸續啟動 一些相關的數位發展行動計畫。其中，細究內涵而言，數位新政所提出的方向，相對於現況要求，仍是層次上的差異。例如加大AI培訓數據庫的建置，逐漸擴大到不同領域。

　　此外，在培育非接觸式產業發展，特別著重AR/VR的沈浸式內容，聚焦9項非接觸式核心服務，如遠距會議、協作、教育、行銷等。舉例來說，遠距教育與培訓項目，關切項目包括：（1）職業教育相關的AR培訓內容；（2）以3D視覺方式呈現教學內容，讓抽象的科學可具像化；（3）將海外機場或超市等情境轉化為虛擬，營造環境空間協助學生學習外語；（4）推動全息投影教學，以遠距教學方式提供大學授課。另外，為加快數位服務產業發展，除鼓勵企業發展新興模式外，也開始不同層面著手，如制定合格認證的供應商清單、建置媒合平臺、研擬數位服務交易合約模版（建置交易需要考慮的問題，減少摩擦）。

　　整體而言，雖然韓國為此次防疫的資優生，但仍順勢所為，加速推動社會與經濟體系的轉型，以便適應常態性的疫情生活。作法上，除強調數位科技應用的新內涵與價值外，近期持續滾動調整的數位新政更為偏重於數位基礎設施的建置，尤其是數據、AI及5G網路部署及應用。

結語

　　隨著通訊網路與數位科技應用的普及，數位應用成為此次疫情管理因應作為的重要一環。因疫情情勢的反覆，如何將疫情生活視為常態也成為各國努力的焦點。由於各國面對的疫情衝擊及國情文化的不同，就可觀察到不同作法。

　　就新加坡而言，加快引導經濟與社會體系走向全面的數位時代，作法上也許不像韓國這麼大張旗鼓地宣示大型旗艦政策，也不是只有經濟紓困，協助企業渡過難關，而是在給予補助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引導企業及社會接受更多的數位工具，改變現有的經營運作模式。疫情可謂一把推手，讓過往許多不願意接受數位科技或線上型態的企業（包括小攤販）或民眾願意採用。

　　反之，在韓國部分，高調提出的「數位新政」，不少國際媒體以美國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作為比擬，但在作法上並非大興土木，而是聚焦在數位基礎設施的建置，尤其是數據、AI及5G等。在概念上，類似新加坡，順勢疫情驅動的數位應用趨勢，擴大推動社會與經濟的轉型，以適應新數位時代生活。其中，其所強調的因應疫情時代的數位應用，需要有新內涵與新思維。另外，簡化資源項目審查時間，加快資源到位，為社會及經濟體系挹注新資源。

　　除新加坡與韓國之外，也有其他國家有類似政策，日本於4月提出研擬調整「IT新戰略」政策措施，並提出建構「數位強韌性社會」，作法上比較著重在行政服務的數位改革，如下世代公共服務發展、新常態的數位生活形態以及數位包容。英國數位大臣也於近期宣布將於今年秋季研提新數位經濟政策，定位於促進經濟復甦，聚焦於數據開放與流通、高技能數位人才、下世代基礎設施、與創新及競爭監理機制。就歐洲地區來說，也陸續有不少單位提出呼籲思考後疫情時代的數位轉型議題，尤其強調線上公共服務、數位教育策略、數位市場的監理機制等。

　　面對於疫情影響，除經濟紓困外，如何有意識地引導企業加速數位轉型，以適應常態性的疫情生活，是值得臺灣省思的議題。如前述所談到的韓國案例，將數位分身的遠距管理應用視為重點項目，以回應全球價值鏈重組需求。就臺灣而言，是否也可思考推動類似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呢？近期受疫情影響，臺灣工具機產業的衰退，根據相關專家的說法，訂單並不是沒有，也不是產品交不出去，機台仍可以運送出去，反而是裝機人員無法出國，導致設備機台即便送到客戶手上，若沒有經過調校，也是無用。過去臺灣工具機遠距服務很多是在售後服務與維修，較少談到類似韓國所提出的數位分身技術，很大一部分也是跟營業秘密保護有關。但是在此次疫情衝擊後，如同台積電也因此妥協，嘗試透過遠距方式進行調校。

　　另外，因應疫情衝擊的紓困政策，做法上或可有層次上的差異，受到疫情衝擊較大的企業，面臨的可能是生死存亡的難關，直接經濟紓困可謂即時雨，可快速解決燃眉之急。然而，對於多數企業而言，如何順勢而為，有效地引導進行轉型，尤其運用數位科技改變營運模式，更為重要。或可參考新加坡及韓國作法，以額外補助資源作法，提高企業及社會投入誘因。在既有要投入的規劃中，透過給予額外資源的方式，引導企業及社會邁向更為前瞻的方向發展。從政策角度而言，不僅可達到紓困意涵，也可引導企業轉型。更可以此突破數位轉型的深水區，讓更多原本不願意接受的企業與民眾，放下既有的考量擁抱數位應用。新加坡的小攤販計畫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類似臺灣的行動支付，雖然推行多，但普及率仍不高；藉此以非接觸式支付為訴求，加上額外的補貼政策，引導更多小攤販採用統一的電子支付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