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來由於肺炎疫情，供應鏈重組為全球產業界熱門討論之焦點。在印太地區，印度、日本與澳大利亞提出三邊供應鏈彈性倡議（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SCRI），其目的是制止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及政治的擴張野心，以及解決COVID-19疫情爆發所突顯出來的全球供應鏈過於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問題，並減少未來風險事件中對中國大陸產品的過度依賴。基此，本文旨在分析此次日本、印度與澳大利亞SCRI倡議形成之原因、其以印度為核心之彈性供應鏈可能面臨之挑戰，以及日本、印度與澳大利亞於印太地區建立供應鏈對我國可能之意涵。
二、日本、印度與澳大利亞將另組彈性供應鏈以分散對中國大陸之過度依賴
（一）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亞啟動三邊供應鏈彈性倡議（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RSCI）
今（2020）年9月1日，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所共同提出之三邊供應鏈彈性倡議（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RSCI）提案突顯COVID19後全球經濟分工結構可能發生變化，該倡議主要目的係在COVID-19疫情之後於印度太平洋重建一個供應鏈，並重塑該地區跨境生產網絡。進一步言之，在日本提議之下，其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基於過去全球供應鏈重心過於側重中國大陸，將計畫另組一個沒有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目前，三國已於今（2020）年9月1日召開第一次經貿部長視訊會議，並於會後發出一份聯合聲明，聲明內容如下：
- 此次視訊會議由澳洲貿易、旅遊及投資部長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戈亞爾（Piyush Goyal）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條山弘志參與。
- 三國部長重申將帶頭建立一個自由、公平、包容、不歧視、透明、可預測及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境，並保持市場的開放。
- 有鑑於COVID-19疫情危機與近期全球性的經濟格局及技術的變化，三國部長強調增強印度-太平洋地區供應鏈彈性的必要性與潛力。
- 三國部長體認到印太地區在供應鏈彈性方面進行區域合作有其迫切性，因此三國部長表示將致力於透過合作方式實現供應鏈彈性倡議之目標，並指示其國內官員應迅速制定相關計畫細節，以利在2020下半年能夠順利啟動。此外，部長們亦注意到企業及學術界在實現供應鏈彈性倡議目標中將扮演重要角色。
- 三國部長呼籲具有上述觀點的印太區域其他國家參與倡議。
由以上聲明內容可以看出，日、印、澳三國期待另組供應鏈之決心，雖然目前由這份聯合聲明尚難觀察到三國要組成供應鏈的具體作法，但由三國部長指示國內官員要制定推動細節，以利於2020下半年開始啟動計畫來看，三國對於籌組供應鏈一事似乎相當積極。據了解，RSCI未來可能持續邀請東協國家加入，一方面擺脫過去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同時也想要藉由目前美中對抗時間點，取代或分散中國大陸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
（二）COVID-19非促成日、印、澳彈性供應鏈形成的唯一因素
COVID-19疫情暴露了過去全球供應鏈的脆弱面，跨地區的生產，嚴重受到任何中間投入能否持續之限制，以致連帶影響最終產品的產出。起初這種影響主要從由中國大陸採購中斷開始，但隨著更多國家暫停工業生產，其他供應鏈也遭受了嚴重破壞，此現象反映了過去數十年來跨國企業對全球供應鏈的佈局顯然無法應對此次COVID-19疫情造成的外部衝擊。為分散供應鏈潛在風險，對於印度、日本與澳大利亞等主要印太經濟體來說，在不同供應鏈的各個部分進行多樣化的採購顯得更加重要。事實上，在疫情發生後，也確實有許多報告已指出過去全球供應鏈重心過於倚賴中國大陸，使跨國企業警覺到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作為零組件主要供應地所帶來的風險，進而開始思考全球供應鏈進行分散式佈局之可行性。值得一提的是，若沒有強烈的地緣政治因素，RSCI恐難以凝聚日、印、澳三國共識，成為一個多國倡議，故除了COVID-19，日、印、澳三國與中國大陸間的政治利益分歧也是促成此次RSCI倡議成形的決定性因素。
以地緣政治而言，中印的競爭早已超越了經貿與產業分工領域，近期在中印邊境衝突的推波助瀾下，印度再禁⽌包括抖⾳（TikTok）在內的59種中國APP在印度上架，兩個人口大國間的關係再次降溫，且由此次RSCI聯合聲明來看，印度似乎有意開放其保護已久的國內市場，以換取其在經濟層面能與中國大陸對抗的籌碼。日本方面，在中國東海釣魚臺領土爭議浮現後，中日關係也逐漸惡化，有研究結果顯示，中日釣魚臺爭議雖未明顯改變日本對中國大陸既有的投資佈局，但對未發生的投資恐已產生嚇阻作用[1]。澳大利亞與中國大陸間則是因COVID-19疫情之起因調查而發生多次貿易爭端，加上澳大利亞記者在中國大陸被約談一事，又更加惡化彼此的關係。綜合以上，可以觀察到RSCI倡議正在尋求以信賴關係為基礎，來重組跨境生產網絡及貿易體系，此與以往基本的經濟因素考量的生產結構不同，尤其是在成本效率方面。故而此次日、印、澳彈性供應鏈構想，從考慮因素看，很大程度是基於非經濟因素，以及主要將促使廠商由中國遷移出來。
綜合來說，沒有強烈的政治因素連結，僅靠COVID-19疫情恐無法凝聚日、印、澳欲重組供應鏈之共同目標。畢竟，中國大陸歷經多年才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要另建一個沒有中國大陸的供應鏈，除了國與國之間要具有共同利益，彼此信賴關係的建立與培養也相當重要，否則在不符合經濟利益原則，以及沒有產業群聚效果的影響下，實難建立一個的完整供應鏈，更遑論要與中國大陸互相抗衡。故此，此次日、印、澳三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利益與衝突早已為RSCI倡議埋下伏筆，而COVID-19則是扮演催化劑角色，加快日、印、澳彈性供應鏈的形成。不過，日、印、澳三國在另組供應鏈上縱然有一致的立場，但彈性供應鏈要順利運作仍面臨一些挑戰。
（三）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亞彈性供應鏈可能面臨的挑戰
1.印度進口之關稅壁壘偏高
印度總理穆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於9月3日在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論壇（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um，USISPF）視訊會議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給各國最大的啟發就是，在發展全球供應鏈時，不該將成本作為唯一考量，而是要以信賴為基礎。除了地理位置優勢外，企業進行供應鏈佈局時亦應將當地市場的政治穩定度納入評估範圍，印度總理穆迪認為印度是符合所有條件的最佳信賴夥伴。由此看來，印度似乎想藉由RSCI倡議另外打造一個以自己為核心（hub）的全球供應鏈。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印度過去為保護自己國內產業發展，築起相當高的關稅壁壘，使得國外產品難以進入當地市場。如表1與表2所示，2019年印度平均名目MFN關稅率為17.6%，其中農產品名目關稅率38.8%，工業產品為14.1%，以貿易加權平均稅率而言，印度整體、農業與工業之關稅分別為10.3%、60.7%與8%，通常貿易加權平均稅率會低於名目平均稅率，主因在高稅率可能對貿易值有實質的負面影響，貿易量較少，而且大多數名目關稅率低或零關稅的項目，通常才是進口的主要項目，故依貿易值加權平均後，平均稅率會降低。而印度農產品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反而較高，顯示印度農產品之進口大多為高於農產品平均關稅之品項。就關稅級距觀察，印度農產品有92.1%的稅項集中在25%以上的高關稅區間，農產品零關稅稅項之比重僅3.1%；工業產品方面，多數產品關稅率位在5~10%區間，零關稅與0~5%區間之稅項比重分別為1.8%及4.8%，顯示印度進口工業產品多數仍要面對5%以上的關稅障礙。
中國大陸方面，整體名目MFN稅率平均為7.6%，農、工產品名目MFN平均稅率分別為13.9%與6.5%，以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率來看，整體、農產品與工業產品之稅率則分別為4.4%、12.5%與3.9%，代表中國大陸無論是整體、農產品或工業產品，進口金額較大者多集中在平均關稅以下之產品。就關稅級距觀察，中國大陸農產品免關稅之稅項比重為7.2%，0~5%關稅區間稅項比重為15.1%，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大陸農產品進口稅項有一半以上聚集在關稅率5~25%區間；亦即是，關稅率5~10%、10~15%、15~25%之稅項比重分別為28.5%、21.7%與20%，而關稅大於25%之農產品稅項比重僅7.2%。工業產品方面，中國大陸多數產品關稅率位在10%以下，免關稅稅項比重為7.4%，0~5%與5~10%關稅區間之稅項比重則分別為25.1%及61.1%，至於中國大陸工業產品稅項中僅約6%品項之進口關稅大於10%。
綜合而言，經比較可知，印度平均關稅率較中國大陸高出許多，尤其是在農產品部分。倘印度要參與全球供應鏈，工業產品之關稅稅率高低將更顯重要，由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印度與中國大陸在工業產品進口關稅結構存在一些差異，兩國雖然工業產品進口有大約六成左右的稅項集中在5~10%區間，但中國大陸有32.5%的產品稅項關稅率集中在5%以下區間，相較之下印度卻有36.4%的工業產品進口關稅高於10%，為印度參與全球供應鏈之不利因素。
除了關稅相對較高，印度也經常針對不同產品調整進口關稅，而印度之所以能夠不受拘束地調升其國內進口產品之關稅稅率，主要原因在於印度在加入WTO時，所承諾之市場開放之產品稅項之涵蓋率僅74.3%，因此相較其他國家，印度有更多空間針對保留項目進行關稅調整。此外，約束關稅是WTO市場開放中最低應盡之義務，WTO會員在調升關稅時，幅度不得超過約束關稅之承諾。然印度相較其他國家約束稅率較高，且通常與執行稅率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使得印度得以利用調整關稅稅率之手段達到保護國內產業之目的，但關稅頻繁的改變或調升，對於供應鏈之形成恐有負面影響。舉例而言，印度在其「2020-21年度政府預算書」中就針對121項產品（包含HS2位碼、4位碼、6位碼及8位碼產品）之進口關稅稅率進行調整，雖然調整包括稅率調升與調降，但預算書清單中多數產品仍屬關稅調升群組，調高關稅之產品類別包括加工食品、化學產品、鞋類、家庭用品、家電、貴金屬、機械、其他電子產品、車輛及其零組件、家具、玩具、文具等，這些產品不乏許多中間財與零組件，尤其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像是手機零件與太陽能電池等都是此次印度預算書中關稅調升的對象，而這些產品為全球供應鏈重要的貿易對象，倘關稅過高將不利於彼此間的中間財貿易往來，更不用說要與他國建立供應鏈關係，或取代中國大陸成為亞太供應鏈之要角。
2.印度關務程序便捷化程度相對較低
相較其他國家而言，印度關務程序便捷程度相對較低。依據2019年全球經濟論壇所發布之《全球競爭力指標》（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Report），印度邊境清關效率（Border clearance efficiency）這項指標在141個國家中排名41，落後排名31的中國大陸。此外，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018年《物流績效指標》（Logistic Performance Index）中，印度與中國大陸兩國在整體關務表現的相對排名亦相當類似（排名越高效率越高），印度排名第40名，而中國大陸則是31名。最後，在世界銀行2020年《全球經商容易度》中，印度在跨境貿易容易度的排名68名，落後於中國大陸的56名，其中以進口面產生的成本來看，印度進口一貨櫃貨物的邊境合規（border compliance）與文件合規（documentary compliance）平均時間分別為65.3小時及19.9小時，高於中國大陸的35.7小時與12.8小時；成本花費方面，印度進口一個貨櫃貨物的邊境合規與文件合規平均成本分別為266.1美元與100美元，仍較中國大陸的241美元及77.3美元高。
此外，印度不僅通關成本較高，其關務程序亦存在許多障礙。根據USITC於2014年公布的印度《貿易、投資與產業政策：對美國經濟之影響》報告，印度關務程序存在關務程序延宕、其海關對估價規則解釋的不一致，以及線上關務文件系統不穩定等問題。具體而言，主要關務障礙如下：
- 關務程序延宕：以關務程序延宕而言，在印度海關清關系統下，進口商必須先取得不同主管單位的許可才能提交入境單，然主管單位無法同時處理所有的進口清關文件，導致進口時間延遲，使進口商不得以須額外支付庫存費用。此外，印度有90%的報關單會出現錯誤，若像是拼寫這種小錯誤，必須先更正錯誤，而後才能處理裝運，來回至少需要半天的時間來糾正拼寫錯誤，更加惡化通關延遲情況。
- 海關對估價規則解釋的不一致：在海關估價方面，印度海關官員擁有保留、修改或質疑進口商估價方法的權力，而且有權針對進口商的報價進行檢視及重新評估。進口商雖可針對印度海關估價之不精確提起訴訟，但其上訴的各個階段都很漫長，過程曠日廢時。
- 線上關務文件系統不穩定：印度於2011年實施印度海關電子商務/電子數據交換系統（ICEGATE），使龐大海關的檔案在歸納與整理上獲得明顯改善，但USITC（2014）報告仍指出ICEGATE系統並不穩定，會出現運作緩慢甚至是無法啟用之狀況。據悉，超過40%的貨運代理商指出ICEGATE系統經常發生故障（至少每週一次），持續時間為一小時到三小時，此將影響到進口商進貨時程。此外，印度ICEGATE系統並非完全電子化，進口商針對特定通關文件仍須透過紙本方式進行作業，雖然印度海關在2019年12月啟用貨物自動化通關系統，但僅運用在3,800家獲印度海關認證核可的優質企業（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2]。
3.印度電機與電子產品存在一些技術性非關稅障礙
最後，印度政府為推動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推動一系列保護措施，包括對電機電子產品的強制檢驗，亦將徒增業者的進口成本。根據我國經濟部貿易局所發布之《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亞太地區>》及美國公布的《美國貿易障礙調查》報告來看，印度進口電機電子產品主要會面臨以下限制：
- 檢驗時間與過程冗長：近來印度積極推動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自2014年始便要求許多進口產品要符合其國內國家標準局（BIS）所訂之標準，其中包括行動電源及LED等電子與光學產品。對此，我國廠商表示印度BIS認證之資訊及程序不夠清楚，且具有檢驗能力的實驗室數量與檢驗技術能量匱乏，使得相關產品的檢驗過程相當耗時，進而延誤產品流到市面時程，影響到我國電機及電子產品在印度市場之營運。根據調查結果，一般在印度生產的產品申請認證僅須30天，但國外進口產品則要45-60天，我商反映有時候認證申請程序甚至可達8個月以上。（2014、2015、2016年《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亞太地區>》）
- 電子與資通訊產品僅能在印度境內實驗室進行登錄：印度資通訊科技部在2012年發布「強制登錄命令」，該命令規範無論產品是否已經國際認證實驗室之測試，均須向經印度BIS認證之實驗室進行強制登錄，該命令目前涵蓋44類電子與資通訊產品。對此，美國與我國廠商皆指出龐大的電機電子產品註冊登陸將使印度有限的實驗室數量超出其檢驗能量所能負荷的範圍，造成產品上市延遲，形成非關稅障礙。雖然在2016年，印度已准許產品透過BIS所認可的外國實驗室獲得認證，但前提是這些國外實驗室必須設立在印度境內，亦造成業者諸多不便。（歷年《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亞太地區>》及USTR發布之《The 2018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綜合以上，雖然穆迪總理積極希望印度能夠取代中國大陸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但在客觀考量其國內關稅壁壘過高、通關便捷化程度較低與電機與電子產品存在技術性非關稅障礙後，本文認為印度要與日、澳等國結合另組全球供應鏈據點恐有相當多的努力須要付出。
（四）結語
固然印度成為全球供應鏈核心仍有許多努力空間，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日後全球供應鏈佈局的思維將會從成本管控（cost control）變成風險管控（risk control），全球供應鏈分散式佈局將成為新趨勢。臺灣本就是以貿易為導向，且參與全球供應鏈程度甚高的經濟體，密切關注全球供應鏈結構改變並積參與顯然是我國產業與世界接軌的關鍵所在。我國目前具備的產業優勢為技術仍有領先的空間，在面對日、印、澳三國彈性供應鏈的興起時，可從創新層面強化臺廠本身的優勢，檢視技術含量較高之產業，包括：半導體、資通訊技術、光學、生技、機械與綠能等關鍵領域中我國具有獨特性的研發項目，並尋找與日、澳等先進國家是否有共同研發之合作空間，從而在全球供應鏈逐漸朝向分散式方向發展時，能在該供應鏈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以至於不被排除該供應鏈之外。對於臺灣而言，未來以不同國家間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構成的新供應鏈可能越來越多，我國應密切關注這些供應鏈之形成，並尋找加入不同供應鏈之機會，以深化與其他國家之經貿關係，為我國產業爭取更多利益。
[1] 江文基等人（2018），「日、韓廠商近年供應鏈調整之經驗及對我國之啟示」，經濟部國貿局委託研究。 [2] 「印度海關將啟用貨物自動化通關系統，以往需耗時12個小時的貨物通關時程可大幅縮短至12分鐘」，新南向政策專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