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日本和中國大陸因為釣魚台主權歸屬的問題經常產生衝突，雖然等級還未升級到武裝形式，但兩國間的貿易確實因為這些非軍事衝突受到影響。舉例來說，日本出口至中國大陸的貨品量在2012～2013年間因釣魚台爭端引發中國大陸消費者的反彈，而下滑逾10%。[1]相同的，日本政府也因為這起領土爭端而縮減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導致2012年中國大陸FDI總額下跌。[2]不過，正因為兩國總體經貿互賴程度非常高，彼此都是對方排名相當靠前的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在2013年超過美金3,000億，故無論島嶼主權爭端如何白熱化，均未曾讓兩國陷入武裝衝突。
上述現象促使吾人思考，國家間的貿易與國家間的衝突是否存在某種關係？對此，「貿易和平論」的支持者認為，[3]貿易帶來的經濟利益是國家所企求的，而使用武力解決爭端會中斷雙方的經貿往來，不僅造成經濟損失，也會產生使用武力的相關成本。此外，有學者認為，貿易可減緩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軍事防禦（military defense）的主觀需求，同時在三個面向柔化國家間軍事對立之必要性：首先，貿易使得軍事征服行動變成一種無效率的資源獲取方式；其次，隨著國際貿易的額度增加，國家避免因戰爭而破壞這些經貿活動的理性也會增加；最後，伴隨貿易而來的各種交流有助於提升國家間的理解或諒解，進而促進長期關係的和平及穩定。[4]
相較之下，「貿易衝突論」的支持者否認貿易與和平之間的連結，也不認同國家間因經貿互賴所創造出的利益能夠為彼此帶來和平，並認為貿易反而是促成國家爆發武裝衝突的原因之一。例如英國曾是德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法國則是德國的前五大貿易夥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美國也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往來對象，但這些經貿互賴的存在，並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和平。此外，有些「貿易衝突論」的研究者（像是美國學者Katherine Barbieri）甚至認為，貿易只是國家為確保自身安全和追求權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的一種手段，如果有其它方法也能達成相同目的，貿易往來就可以隨時中斷。
顯然，經貿互賴與軍事衝突的關聯性究竟如何是一個具有爭辯性的學理問題，需要更仔細的觀察和細心研究，才能提出精確度較高的解釋。為達成此一目標，本文援引2017年在邊界問題上再度爆發爭端的印度與中國大陸為觀察個案，[5]分析兩國從1995～2016年的經貿往來，進而說明對於貿易與衝突關聯性的解釋，如果忽略了國家在產業結構上的競爭或互補關係時，準確度會不足。詳言之，國與國的經貿互動側重的是一方需求的滿足和一方利益之獲取，倘若以軍事方式解決領土爭端帶來的利益並沒有凌駕經貿互賴帶來的滿足感或是獲利程度時，國家沒有理由選擇發動武裝衝突或是中斷經貿活動；相反地，國家可能會選擇一邊與對方繼續貿易，一邊與對方持續爭執領土的歸屬，但將爭端程度控制在和平處理的範疇。
二、印中的領土爭端與經貿互賴
（一）爭端簡述
論及印中兩國的領土爭端，必然有相當一部分涉及歷史的回顧或考掘，惟礙於本文的重點並非印中目前邊界問題的成因或始末，故僅簡要描述如下：
1913年西姆拉會議（Simla Convention）上，英國、印度、中國大陸及西藏等利害當事方代表就邊界問題進行討論，但由於在西藏獨立問題無法獲得共識，導致邊界如何劃定之問題也未能解決。中國大陸最後甚至沒有批准和簽署《西姆拉協議》（Simla Accord），造成與當時英屬印度的邊界不明，期間長達數十年。1950年，中國大陸派遣解放軍進入西藏，讓當時已脫離英國殖民勢力的印度與剛取得政權的中國大陸共產黨關係陷入緊張，同時因為邊界領土歸屬之爭而有爆發衝突的危機。中國大陸因此開始在邊境地區持續駐守兵力，而印度也同樣在邊界地區派駐部隊，雙方持續在各自實力佔領或控管的邊界地帶進行軍事對峙，並曾於1962年爆發過近一個月的武裝衝突。時隔50多年，領土爭端看似趨緩，實則懸而未解。2017年印中兩國再次因邊界問題爆發近幾十年來該區域最大的衝突，雙方不斷在邊境週遭增派軍隊。[6]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1962年兩國因邊界問題而爆發戰爭，2017年雙方在邊界爭端上非常理性且自我克制，儘管均有增派逾千人的軍隊集結於邊境，但最終並沒有爆發任何武裝衝突，反而在外交溝通後，兩國決定撤離在多克蘭（Doklam）對峙地點的軍事人員。[7]
（二）經貿互賴狀況及其背後原因探討
印度與中國大陸兩新興經濟體之國際貿易進出口排名平均值大約為全球第十與第七名，而雙邊近20年來的貿易互動，由圖1與圖2可知，係從2005年開始明顯呈現逐年成長之勢，並在2008年加速成長，到了2011年達到近750億美元的高峰。2012年到2014年兩國貿易互動稍微趨緩，年度總額雖不及2011的高峰值，但均比2010年之前為高。然而，在印中兩國貿易互動持續成長或至少維持一定水準的期間，兩國邊界衝突並未獲得解決。易言之，印中的貿易往來與其領土爭端係同時並存。
顯然，國家間可以同時進行貿易又維持在領土歸屬上的爭議，因此經貿互賴與領土爭端似乎彼此沒有太大的關聯性，也就是說無論「貿易和平論」或是「貿易衝突論」均無法有效解釋印中目前的情況。為說明為何傳統觀點無法解釋印中個案，並證明本文主張「貿易的實際需求及產業結構」較能解釋印中貿易往來的原因。以下考察了印中間的衝突互動與貿易互動。
2005～2014年，印中貿易往來飛快成長，[8]但詭異的是，兩國在同一期間內因為邊界問題而產生的衝突次數並沒有因為彼此貿易上的緊密互賴而趨緩，甚至有增加的現象。[9]不過，應予強調的是，在印中貿易互動持續成長的同時，兩國間的貿易開始呈現出一種「失衡」（請參見圖2）；即較有利於中國大陸，而不利於印度。因為，印度僅占中國大陸所有貿易份額中極小的一部分，完全排不進中國大陸前三大貿易夥伴（大約是第15名左右的排序）。[10]相較之下，中國大陸是印度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國，在印度所有貿易份額中占了極大的比重。[11]此外，印中各種雙邊貿易協定的簽署量從1990年代開始大量成長，這些協定對於兩國貿易互動的穩固扮演重要基礎。以區域貿易的角度觀之，自2003年起，印度是中國大陸在南亞地區貿易的最主要國家，約占了貿易額的65%，而現在印度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在「南亞地區」排名第一的貿易夥伴。[12]可是，就算有上述這些不斷增加的雙邊貿易活動和大量的貿易協定，印中邊界的領土爭端並沒有因此趨於和緩。單單2010年，中國大陸軍方越過印度宣稱的邊界線就超過200次以上。[13]兩國間既有貿易合作又有軍事衝突的現象，無疑是對傳統貿易與和平/衝突的相關論述構成挑戰。[14]本文認為，印度本身的國內經濟與政治因素更能解釋何以印度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互動沒有受到兩國長期領土爭端的影響，甚至可以在彼此欠缺制度化的解決措施前提下，繼續讓某些特定的貨品貿易不減反增。
1991年，印度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當時，盧比（Rupee）嚴重貶值、外債規模激增，印度最後向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尋求援助，並開始大幅調整過去長達四十多年的保守型經濟結構，轉向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1991年7月，總理Narasimha Rao與財政部長Manmohan Singh開始推動印度國內的經濟改革，將許多國營企業民營化、降低進口貿易關稅、改善外匯政策、開放對民間工商業的管制、積極吸引外來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諸如此類的政策不但刺激印度本身龐大的經濟產能，也讓許多西方跨國企業開始進駐印度，於是該國經濟在過去20年中平均每年成長7%；此外，人均GDP從1990年代的平均350美元增加到最近的1,600美元，足足成長逾4倍。[15]
在產業結構方面，印度的產業結構主要係以礦業、製造業、電子業等三大區塊為主。[16]其中製造業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有顯著的成長，此與該國經貿政策的調整有關，特別是1990年代開始解除各種管制措施，以及積極引進外國科技與資金，使得印度製造業得以升級和現代化。學者R. Nagaraj等人的研究指出，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已經成為印度國家發展策略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甚至為確保外貿與外資的穩定成長，印度當局在許多政策上採取更為透明、法治和開放的措施。[17]不僅如此，接任Rao的總理Atal Bihari Vajpayee在延續對民間企業的支持政策外，更進一步鼓勵印度各種產業朝向國際市場進軍。此時，地理位置鄰近的中國大陸便成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海外市場與合作夥伴。[18]事實上，印中兩國2014年之貿易額為710億美元，中國大陸成為印度第一大進口國與第四大出口國，印度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高達400億美元。
此種「失衡」的貿易互動當然引起印度官方注意，為減少在貿易上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印度曾做出一些努力，例如在2002年與新加坡簽訂《全面經濟合作協議》（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接著在2003年又與泰國簽訂有關貨貿、服貿和投資事項之經濟合作架構協議（the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a Thailand-India Free Trade Area for Trade in Goods, Service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此外，還於2009年與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之簽署。[19]2014年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上任後，更加積極以各種方式強化印度與中國大陸以外的各國進行貿易，以試圖分散對中國大陸之依賴。[20]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平衡」貿易赤字的措施僅發揮少許效果；詳言之，印度對中國大陸之貿易赤字確實在某幾個期間有所下降。舉例來說，2001～2003年的對中貿易赤字從10億8,444萬美元變成8億1,656萬美元。[21]但從過去15年的整體走向觀之，印度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赤字持續上升，而2016～2017年的赤字已經高達511億1,039萬美元。[22]此外，根據本文觀察，過去十年間印度對中國大陸之進口項目中，有幾類產品極為固定，並未因印度積極與各國建立經貿合作關係而受到影響，這些產品中最大宗為通訊設備、電腦、電子產品（參考圖3），它們從2001～2010年都呈現持續增長，2010年後則是逐年小幅增加。此現象反映出雖然印度嘗試想減緩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但實際上對於中國大陸特定產品的進口依賴卻持續增加，意謂著印度在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中居於一種「脆弱性」的位置；若失去中國大陸此一主要貿易對象，將導致印度對於特定進口產品之來源匱乏，進而衝擊印度國內特定產業。雖然通訊設備、電腦、電子產品在印度進口產品的總比例中僅占7%，但來源過度集中，尤其是華為及中興兩大中國大陸籍公司就占逾半比重。
（三）分析
印度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而目前鉅額的貿易赤字也非兩國政府刻意促成。在此情況下，完全斷絕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交流，對印度而言是不切實際且不可能的選項；因此，分析兩國貿易問題的重心宜聚焦在：「何種條件下，會導致既存經貿關係下的印中兩國，因一方的某一政策或行為而讓彼此走向軍事衝突或戰爭？」
本文並不質疑印中已存在相當程度經貿互動之事實，也不批判此一事實的對錯。相反地，從1995年以來，手邊蒐集到的統計數據清楚顯示出印中經貿往來呈現深化或擴大。因此，這個長期存在的經貿互動事實，在何種條件下，會造成雙方可能走向戰爭危機？如本文先前所述，此問題的答案無法在傳統「貿易和平論」或「貿易衝突論」的解釋中獲得釐清，但「貿易預期論」的觀點卻指引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進一步說，已經存在貿易互動的兩國，若其中依賴方「預期」未來貿易關係會弱化或中斷，就有可能考慮使用武力解決彼此間的爭端。主張「貿易預期論」的學者認為，當依賴國對於未來的貿易環境是正面期待（positive expectation），會傾向維繫現狀，保持和平方式與被依賴國互動，藉此穩定與持續地獲得貿易利益。此時，依賴國考量到戰爭帶來的利益低於失衡的貿易關係，或是戰爭的成本高於失衡的貿易關係；毋寧，貿易在此時發揮一種和平驅動的功能。然而，若依賴國對於未來的貿易環境是負面期待（negative expectation），認為與被依賴國的經貿互動會遭中斷，發動武裝衝突就會成為可欲之選項。因為悲觀的貿易預期會讓依賴國傾向相信，若未能獲得其所需的關鍵原物料，或是投資和出口市場時，以武裝衝突所取得之利益未必會亞於失衡的貿易關係，或是戰爭的成本未必會高於失衡的貿易關係。[23]
三、結論
國家間的爭端（特別是本文聚焦的領土爭端）究竟會不會因為彼此間存在經貿互賴關係，使得以武裝衝突作為解決方法變成非理性或不可欲的選項？
在這個研究問題中，由於領土是構成主權國家的一項必要條件，因此有不少文獻認為，相鄰兩國在領土爭端未解決的前提下，彼此關係將是近乎零和賽局，衝突可能性高於合作。然而，如果「貿易和平論」的主張可信，那麼具有領土爭端的兩國不是更應該積極發展貿易關係嗎？怎麼反而會因為爭端的存在而減少或放棄相互貿易的往來呢？難道爭端當事國希望領土糾紛持續不斷，無法獲得解決？另一方面，如果經貿互賴真的脆弱到會因為相鄰兩國的邊界衝突而受到影響，那麼印度與中國大陸目前緊密的，甚至是有所失衡的貿易往來現象又要如何解釋？此外，如果「貿易衝突論」的主張屬實，那麼明明已經長期失衡的印中經貿關係，為什麼沒有為兩國帶來衝突？或是更具體地說，讓2017年印中兩國在邊界領土爭端上選擇以武裝衝突的方式收場？
有別於過去傳統上關於貿易與和平/衝突關係之研究，本文認為，「國內因素」才是影響國家間經貿合作與否的關鍵根源。因為事實上，絕大多數貿易活動的實際行為者（actors）是國家境內從事生產與消費活動的人民（和由人民組成之企業及衍生出的產業型態）。如果在解釋貿易互動時忽略了主權國家在產業結構上的競爭或互補關係，提出的解釋將是不精確與有欠周延的。更確切地說，主權國家間的經貿往來雖是國際關係（尤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但此一領域在研究上若未考慮與探究國內層次因素，將無法提出精確度較高之解釋，同時會導致研究成果的通則化或適用範圍受到限縮。誠如學者Raymond Hicks等人的研究所言，國內政治的若干變數提供國家決策者充分的誘因去發展對外貿易的合作關係。[24]因此，在欠缺國內政治變數所提供的誘因時，兩國即使沒有領土爭端也未必會有貿易合作。同理，在國內政治變數能夠提供充分誘因的情況下，即便兩國的邊界衝突未獲得完全解決，雙方貿易仍可能持續成長，如1990年代至今的印中貿易就是如此。
本文在相當程度上成功地挑戰了傳統的「貿易和平論」和「貿易衝突論」，同時藉由參考「貿易預期論」的觀點，說明當國家內部的貿易需求與產業結構類型對於繼續與特定國家進行經貿往來呈現樂觀預期時，即便當下雙方的經貿互賴是失衡的，或是雙方之領土爭端尚未獲得解決，貿易活動還是得以延續，不會受到影響。因為維持貿易（哪怕是失衡的貿易）帶來的利益高於透過武裝衝突所能帶來的好處。2017年印中兩國最後選擇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因邊界問題再次產生之領土爭端，就是一個例證。根據兩國目前的經貿互賴狀況，特別是印度對於中國大陸特定貨品之進口依賴，以及雙方對維持既存貿易關係之樂觀預期，印中的領土爭端會被兩國政府理性地控制在可和平解決之範疇。
[1] 請參考：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 Access Data,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bis_e.htm?solution=WTO&path=/Dashboards/MAPS&file=Map.wcdf&bookmarkState={%22impl%22:%22client%22,%22params%22:{%22langParam%22:%22en%22}}.
[2]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 2014. Japan’s Outward FDI by Country/Region (Balance of Payments Basis, Net and Flow). 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data/country1_e_13cy.xls.
[3] 可參考：John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In Bruce Russett: Pioneer in the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 Study of War, Peace, and Polic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75-108.
[4] Thomas Walker, “The Forgotten Prophet: Tom Paine’s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1 (2000): 59;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Broadview Press, 2004): 65 and 82.
[5] “What’s behind the India-China border stand-off?” BBC News (July 5th,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40478813
[6] K. Krishna Rao,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11, No. 2 (April 1962): 375-384; Alastair Lamb, The China-India Bord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Ralph Jennings, “China And India’s Border Dispute Cools, but Both Sides Ready for Any New Standoff,” Forbes (Aug. 3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7/08/31/china-and-india-are-preparing-for-a-new-border-standoff/#e93d7254f15d
[7] James Griffiths, “India, China Agree to ‘Expeditious Disengagement’ of Doklam Border Dispute,” CNN News (August 29, 2017),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7/08/28/asia/india-china-brics-doklam/index.html
[8] Anil Gupta, “The Future of India-China Trade,” Economic Times (14 January 2008).
[9] DNA, “Chinese Troops Crossed Line of Actual Control 150 Times This Year,” DNA India (23 July 2013); India Today Online, “Chinese Troops Crossed Border 478 Times in Last Two Years: Defence Ministry Tells Rajya Sabha,” India Times (25 April 2013); Anish Gawande and Steve George, “China and India in War of Words over Bhutan Border Dispute,” CNN (July 4, 2017),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7/07/03/asia/bhutan-india-border-dispute/index.html
[10] Ibid.
[11] Biswajit Dhar, “Managing India-China Trade Ties,” Live Mint (3 December 2013).
[12] Swaran Singh, “China-India Bilateral Trade: Strong Fundamentals, Bright Future,” China Perspectives, No. 62 (Nov/Dec. 2005). Available at: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2853#quotation
[13] Rajat Pandit & Vishwa Mohan, “China Violated Line of Actual Control 500 Times in Last Two Years,” Times of India (17 May 2012).
[14] 另有一種觀點指出，地理位置相鄰的國家在經貿往來上具有先天優勢，貿易引力模型為此論點提供統計數據上強有力之證明。可是這樣的說法也同樣無力解釋1990年代前，為什麼同樣領土是相鄰的印中沒有頻繁與興盛的貿易往來。顯然，印中貿易互動的興衰無法從既有的傳統研究中得到充分解釋，兩國貿易往來顯然是受到其它因素之影響。
[15] K. V. Ramaswamy, “Economic Reform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Consumer Durable Goods Industry in India,” in Shuji Uchikawa, ed., 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India (New Delhi, Manohar, 2001): 95-118; Jeffery Sachs, Ashutosh Varshney, and Nirupam Bajpai, eds., India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 1 & 2; Kunal Sen, “Trade Policy,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Indi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0, No. 3 (October 2002): 317-331.
[16] Sachs, et. al., eds., ibid. 印度在進出口之產品項目也相對固定。以前三大進口產品為例：分別是原油、電子相關產品、黃金原物料；而前三大出口品為：石油化工產品、寶石（含鑽石）類原物料、農產品。參考：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indiabudget.nic.in/survey.asp
[17] R. Nagaraj, Aspects of India’s Economic Growth and Reform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06): Ch. 6, 7 and 12; Bishwanath Golder and Anita Kumari, “Import Liberalis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in the 1990s,”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41, No. 4 (December 2003): 436‐460.
[18] Li Li, “India’s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China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2 (Winter 2008): 229-261;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rancine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321-350.
[19] Nilanjana Kumari, “Review of Foreign Trade Policies of India,” Europe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9 (2013): 114-124.東協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從2001年開始均高於印度，但在2008年東協與中印雙方的貿易額趨近相同，約為60億美元，而2009年東協與印度的貿易額超越其與中國大陸。
[20] 儘管如此，印度與中國大陸方面的互動在2014及2015年仍舊頻繁，雙方先後共簽訂了數十項協定。例如：2014年習近平訪印時簽署了12項協議，2015年Modi訪中時簽署了24項協議，範圍包括教育、技術、人才交流、和平探索外空，及直接或間接與經濟相關之項目。
[21] 但2003年到2004年的對中貿易赤字又旋即攀升到1094.44百萬美元的水準。
[22] 統計資料可參考：http://commerce.gov.in/EIDB.aspx
[23]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24] Raymond Hicks, Helen Milner and Dustin Tingley, “Trade Polic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arty Politic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FTA-D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1 (March 2014): 106-117. 有關國內政治對貿易的影響，還可以參考：Helen Milner and B. Peter Rosendorff, “Trade Negotiations, Inform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Role of Domestic Group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8, No. 2 (July 1996): 14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