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論

　　不少國際貿易法的學者承認WTO架構下的爭端解決機制（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SM）是一項最成功與被廣泛使用的貿易建制（trade regime）。^【註1】支持此項觀點的主要理由在於，過去17年（1995年到2012年），DSM總共累積了427起當事方諮詢；167起爭端解決小組（Panel）審查；103起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審查，^【註2】如此輝煌的記錄反映出DSM運作良好的成效，以及會員逐漸增加的參與。然而，相較於對DSM的正面評價，有些研究者指出「開發中國家」參與DSM的情況並不符合實質平等。換言之，許多開發中國家僅是具有使用DSM的法律（de jure）資格，但實際上（de facto）未能真正利用DSM主張自己的貿易利益或為其辯護。^【註3】

　　鑑此，多數透過DSM處理的貿易爭端實際上是由「特定的」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所提交；例如美國與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EU），而非每個會員都有公平參與DSM的機會（見圖1）。換言之，DSM恐怕極有可能是對某些國家不利的制度設計。此外，以下三點關於DSM的事實值得我們留意：（1）自WTO成立以來，美國與EU一直都是最頻繁使用DSM的會員，將近有43%的貿易爭端是由此兩個行為者以抱怨方（原告，complainants）的資格提出；^【註4】（2）絕多數有開發中會員參與其中的貿易爭端也是集中在特定的開發中國家身上：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及泰國（見表1）；（3）地理位置上屬於中東或北非的WTO會員（見表2），自1995年以來沒有一個國家曾以抱怨方的身份參與過DSM。

　　透過上面的說明與圖表資料，我們可能會提出一個值得重視的疑問，即「一般認知是會員經濟條件上的差異，導致許多開發中國家較不易利用DSM來維護貿易利益」的因素，然何以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富裕WTO會員幾乎不曾參與過DSM，尤其是以抱怨方的身份在爭端解決程序（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 DSP）中主張自己的權利？以下本文先藉由文獻回顧，重新檢視「開發中」（developing）國家與DSM互動的傳統觀點，進而提出分析與批判，建議以貿易國家（trading countries）一詞代替開發中國家，並以經濟活動與貿易偏好作為觀察WTO會員參與DSM與否的參考。

二、文獻回顧：「開發中」國家與DSM的互動---傳統觀點

　　相較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架構下的DSM，依據DSU所設立的DSM是一個具有拘束力與較強執行效果的貿易建制。^【註5】基本上這個WTO架構下DSM在制度設計上沒有明顯的政治偏頗（political bias），^【註6】但源自會員國內層次上的政治與經濟結構，或多或少在實際上形成對許多開發中國家實際利用DSM的障礙，使其無論是以抱怨方身份或是回應方（被告）資格參與爭端解決均受到限制。

　　傳統論點指出，會員經濟條件上的差異，導致許多開發中國家較不易利用DSM來維護貿易利益。這個觀點又可細分為兩個面向來討論；一方面高昂的訴訟成本無疑是很多開發中國家的負擔。依據Christina Davis與Sarah Bermeo的研究，開發中國家鮮少能夠克服DSP中巨額的財務支出。^【註7】故DSM在實際上是為富有的WTO會員服務，同時無形中加深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地位不平等。然而，參與DSM究竟要付出多高昂的經濟代價呢？Chad Bown與Bernard Hoekman認為，從專業法律諮詢服務的角度來看，受委任接案的律師事務所可以向DSM的參與國收取美金9萬到25萬不等的費用。^【註8】而此範圍尚不包含其它訴訟過程中必要的支出，例如資料蒐集、交通費用等。經濟條件上的差異還包括了不同會員能夠動用的人力資源，^【註9】特別是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政府缺乏富有經驗的國際貿易官員和適格的法律專業人材。^【註10】此外，在成本考量上，高昂的訴訟成本意謂著開發中國家得犧牲其它更為重要的國內社會支出，像是基礎建設、軍事預算、教育補助等。因此，很多開發中國家最終放棄了冗長和具有敗訴風險的DSM參與。^【註11】

　　第二種傳統論點認為，不少開發中國家在經濟上仰賴已開發國家，需要它們提供的經濟援助或是軍事支援，而這些提供援助的國家可能恰好就是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往來對象。因此，開發中國家無法在毫無顧忌的情況下，對這些「盟友」發動貿易控訴。^【註12】顯然，一個國際層次上強調以法律為基礎的貿易建制，無法全然避免政治因素的影響，經濟上的依賴讓開發中國家無法充分或自由地利用DSM來保障它們的出口導向貿易。Busch與Reinhardt強調，自1995年以來，已開發國家被開發中國家控訴的情況明顯減少許多。^【註13】 另一方面，許多開發中國家根本從來沒有參與過DSM，無論是以當事方或是第三方的身份來看。^【註14】這樣的情況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特別明顯（埃及除外）。

　　傳統觀點也同時注意到DSM本身制度上設計的瑕疵，尤其是它「自我執行」（self-enforcement）的特質。進一步說，即便開發中國家能夠參與DSM並且獲得勝訴之裁定，但執行效度上很大一部分必須仰賴自己的貿易實力。經濟條件若不夠堅強，DSM所提供的法律上保障最終可能僅是幻影。^【註15】無法有效採行貿易報復的開發中國家因此很難透過DSM來確保它們的貿易利益。^【註16】如同Chad Bown所言，在執行面向上DSM是一個以「權力為導向的」（a power-oriented）的貿易建制。^【註17】

　　略有別於前述三點，傳統解釋從「身份或資格」上的差異，點出開發中國家與DSM微妙的互動關係。相較於GATT時期，開發中國家其實有比較頻繁參與爭端解決，但進一步探究參與的「類型」，則我們發現開發中國家多半是以回應方的資格，而不是主動發起訴訟的抱怨方身份。毋寧，開發中國家即便有參與DSM，也是一種失衡的參與，是被動與無奈地成為特定國家的「攻擊」對象。^【註18】

　　探究為何多數開發中國家鮮少參與DSM？依照上述傳統觀點的解釋，經濟條件與制度設計是兩個重要的主因。而這些原因又皆觸及有關成本與利益的考量；進言之，從利益的角度來看，開發中國家因為在出口貿易的獲利潛力不大，因此減少它們使用DSM的動機，特別是考慮到那些高昂的訴訟費用或人事支出。而從成本的角度觀之，一旦發起訴訟以抱怨方身份參與DSM，難以估量的外交代價或是無法產生實際影響力的執行力度，均讓開發中國家望之卻步。總的來說，傳統解釋主要是從開發中國家經濟能力貧疾的前提出發，因此在成本與利益的考量下，主動或被動地的不去參與或使用DSM。然而，有不少中東或北非的WTO會員是經濟條件上十分優異的國家，透過出口石油或是獨特的天然資源而累積了相當財富。鑑此，傳統觀點的解釋並無法全面性的解釋何以這些國家依舊鮮少或是根本不曾參與DSM。

三、分析與批評

　　（一）開發中國家是一個好的分類嗎？

　　幾乎所有傳統觀點的文獻都將國家做了一個簡約的二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但是這兩個類型並沒有辦法週延與精確地的處理中東與北美的若干國家，甚至有時候沒有明白指出究竟這個區域中的國家是屬於何種分類。依據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的資料，有13個中東與北非國家被列入開發中國家，^【註19】而美國和多數EU的成員國被定位成已開發國家。^【註20】然而，「已開發」和「開發中」之間的界線並沒有一個共識性的標準，反而是欠缺明確的定義。^【註21】有些國際性的經濟組織，例如WTO和世界銀行，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會員資格為判準來界定「已開發」國家，其餘的國家則被歸為「開發中」國家。這樣的分類方式有相當的侷限性和恣意，因為並非每個OECD成員都真正符合了「已開發」的條件，特別是有關平均國民所得總值（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部分。^【註22】

　　世界銀行在1978年曾經建立過一套有關國家分類的系統性指標，藉由世界發展指數（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將國家區分為三類：^【註23】（1）開發中國家; ^【註24】（2）工業化國家；（3）資本豐厚的石油輸出國家（capital-surplus oil-exporting countries）。其中最後一項類型與本文的研究議題相關，將一國輸出石油的國際市場價格與其經濟發展情況列入評估。可惜這個類型在具體適用時並沒呈現應有的一致性，例如有些資本豐厚的石油輸出國家（伊朗、伊拉克、委內瑞拉）同時也被世界銀行列為開發中國家，但有些則又沒有。因此，儘管WDI具有較高的周延性而優於GNI為判準的分類，但不同類型之間的分野卻不夠精緻，甚至是有些恣意。

　　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從1980年開始定期發行《世界經濟綜覽》（World Economic Outlook），當中參考了世界銀行的國家分類系統建立出一個國際性的金融統計數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註25】這個標準將國家的分類簡化為兩大類：工業化的國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和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到了1990年代，第一種分類被更名為先進國家集團（advanced country group），像以色列、南韓、新加坡等國家被歸入此類，因為它們不但經濟快速成長並且具備了若干工業化國家的特色（像是一定的國民所得水準、穩定的金融市場、多元的經濟結構）。^【註26】IFS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分類指標，在簡化之餘沒有喪失分類上的包含能力，同時也考量到若干國內經濟結構的表現。然而，以出口天然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在這個分類架構下被忽略了，同時舊有關於「開發中」的定義也依然沒有得到釐清。

　　有別於世界銀行和IMF，當代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建制—WTO一直沒有對於「開發中」國家提供確切的定義。因此會員得依其自己的判斷決定本身要以何種身份適用WTO的相關規定。^【註27】在這樣的情況下，DSM的運作與資料統計就只能建立在一個十分彈性與鬆散的基礎上，而不是嚴謹及一貫的區分標準。多數OECD國家（但不包括南韓、墨西哥、土耳其）可被認為是已開發國家，而其它WTO會員則可能是開發中國家。^【註28】此外，在一般性的二分法之外，WTO架構下的《農業協定》（the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AoA）將開發中國家細分為兩個亞型：低度開發國家（the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和糧食淨輸入國（the net food-importing countries, NFICs）。^【註29】從農業貿易的角度觀之，這樣的分類確實有其必要，但NFICs這個亞型的本身存有疏漏。舉例來說，不少中東或北非的國家屬於高度仰賴糧食進口的國家，但其中有一些國家並非取得糧食的能力（food accessibility）有問題。^【註30】將這些國家與一般的糧食淨進口國置於同一類顯不適當，甚至極易擾亂WTO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在審理貿易糾紛時建立裁定標準之一致性。

　　要對「開發中」國家建立一個宛如教科書式的定義自然是緣木求魚，但根本性與共識性定義的缺乏顯然已構成了負面效果。鑑此，本文主張以一個新的概念：貿易國家（trading countries），來緩解既存「開發中」國家在分類上的混亂。貿易國家一方面可以含蓋傳統觀點所側重的議題，另一方面提升吾人分析問題的一致性與效度。所謂貿易國家係指，積極在國際市場上尋求管道去銷售本國商品或天然資源的行為者。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編纂的《世界各國紀實年鑑》（CIA World Factbook）以及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出版的相關報告，^【註31】國家最常對外輸出的商品包括：礦物、原木、石油等天然資源、機器設備、汽車零件、醫療儀器、電子產品和週邊設施、藥品和農產品。^【註32】在這些出口項目中，天然資源必須特別加以說明，因為此類型的出口貿易和許多中東或北非的國家密切相關。進一步說，在中東和北非區域裡有一些國家是所謂的取租型國家（rentier states），而這樣的國家依據Giacomo Luciani或Michael Herb的研究，是屬於出口天然資源占據國家收入絕大比例的貿易國家。^【註33】以石油為例，此項天然資源通常係由取租型國家的政府完全或高度掌控，因此政府可以透過石油利益的分配收買人民，抑制或減少國內政治中的民主需求與發展。學者Michael Ross透過量化研究證實了取租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明顯低於非取租型的國家。^【註34】詳言之，取租型國家，特別是那些在中東或北美的石油輸出國家，具有一項值得吾人關注的特點；即銷售石油的收入構成該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主要部分，並且石油產業是類此國家內部經濟的主要產業類型。^【註35】

　　顧及上述所分析的現象，取租型國家可被理解為是一種貿易國家的特殊類型。因為此種國家的國內經濟結構是明顯集中在特定產業上的（或者可以說欠缺多樣性）。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國家與一般的貿易國家無異，兩者同樣努力追求國際市場的通路來銷售其具有比較利益的「商品」。在這樣的前提下，貿易國家概念的提出具有兩項研究上的實益；首先，針對國家貿易行為的研究，這個判準較「開發中」更具包容性與周延度，不會在標準建立的同時，將某些國家預先加以排除。第二，在強調貿易行為的基礎上，這個標準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WTO會員與DSM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何。更明確地說，貿易國家的功能暗示了一國貿易偏好（trade preference）與其參與DSM兩者間可能的因果關係。

　　（二）貿易偏好不容小覷

　　國家偏好是一項關鍵的變數，^【註36】特別是在討論一國貿易行為的時候。蓋國家本身僅是抽象的政治實體，在經濟議題領域多半得仰賴其國民（自然人或法人）經營與操作複雜的貿易行為，因此國民與這些貿易行為在國內層次上便大大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涉外貿易政策。^【註37】此外，無論一國的政體態樣（regime types）為何，它的貿易行為均無法避免國內政治與經濟結構的制約（僅有程度多寡的區別）。Herb的研究證實了這樣的主張，透過對兩個富有的取租型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與科威特（Kuwait）進行比較，他指出不同的政治結構和經濟屬性，決定了這兩個國家不同的貿易偏好。^【註38】然而，Herb的研究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何以政治與經濟上具有明顯差異的兩個取租型國家皆從來沒有參與過DSM，特別是UAE近幾年如此努力追求它國際貿易上的發展。

　　有鑑於此，本文建議增加一個變數作為補充性的解釋，即「一國經濟活動的主導者或持有者」。這個新增的變數有助於吾人檢驗一國經濟是否具備多元性。而經濟多元性所以需要關注之原因在於，它是形塑國家貿易偏好的重要變數，是一項觀察WTO會員參與DSM與否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進一步說，經濟活動的持有者或主導者若是由政府或統治家族掌控，而非以人民為主要參與者的私經濟時，該國的貿易偏好會傾向不參與DSM。毋寧，有些國家並非是客觀上沒有能力參與DSM，而是主觀上欠缺參與DSM的動機。舉例來說，相較於厄瓜多，幾乎所有在中東或北非的取租型國家均擁有較高的GNI（以2011的人均為比較基礎），但前者在DSM有三次（抱怨方）參與的經驗，而後者完全沒有，無論是以抱怨方的身份或是回應方的資格。解釋這個差異現象的主要原因便是厄瓜多的國內經濟結構是以該國人民為主體的私經濟活動且具備多元性，^【註39】而中東或北非的取租型國家恰好相反。因此在貿易偏好上，前者自然比後者容易形成參與DSM的主觀意願。

　　（三）金錢萬能

　　傳統觀點對於「開發中」國家與DSM互動關係貧乏的解釋並非全然不正確，高昂的爭端解決訴訟成本的確減少了「開發中」國家使用DSM的機會。即便以本文建議的「貿易國家」重新評估，訴訟成本往往依舊仍是一項不小的財務負擔。舉例來說，巴西已是公認的新興經濟體與農業貿易大國，但該國在與美國有關棉花貿易的爭端過程中，支出高達近美金100萬的訴訟成本。^【註40】這筆宛如天價的財政支出絕計不是一般「開發中」國家或是「貿易國家」可以承擔的。

　　然而，參與DSM的昂貴訴訟費用，對於中東或北非的取租型國家來說，就相對不是一項難以跨越的經濟障礙。根據IMF的估算，^【註41】以最具反映人民生活的人均生產總額購買力（GDP per Capita-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衡量六個在中東海灣地區的取租型國家（巴林、科威特、安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UAE）的平均國所得，則從2002年到2007年這段時間數字從美金12,000元增加到20,000元。此外，當國際間油價上揚時，這些國家的收入也會跟著增加。^【註42】 因此，相較於無法透過出口天然資源賺取豐厚利潤的其他「開發中」國家或是本文主張的「貿易國家」，取租型國家在客觀上有相當的能力可以承擔參與DSM的經濟支出。此外，即便取租型國家本身欠缺幹練的貿易官員或是國際貿易法的專業人材，但國際市場上能夠提供類似服務的事務所或機構不少。取租型國家可以藉由約聘或契約合作的方式僱用這些專家為其貿易利益辯護，在DSM與其它國家進行訴訟。簡言之，金錢萬能；無論是開發中國家或是貿易大國，如果財力不雄厚，那麼就算有強烈使用DSM的偏好，也未必會付諸行動參與DSM。^【註43】

四、展望進一步的研究：代結論

　　透過文獻回顧，我們已經知道經濟條件上的限制（特別是訴訟成本與人力資源兩個面向）、對進口物資或外援的依賴、DSM本身制度設計的瑕疵，以及失衡的參與情況等四個因素是傳統觀點認為「開發中」國家鮮少參與DSM的主因。然而，這些解釋並不夠周延，尤其是無法解釋何以在中東或北非的WTO會員幾乎不曾參與DSM的實踐。準此，本文提出兩個可能的變數，作為解釋取租型國家何以較無意願參與DSM：（1）是否一國的經濟活動建立在該國人民為主要所有者或參與者的結構上？^【註44】（2）是否一國屬於援助依賴（aid-dependent）或進口依賴（import-dependent）的國家？^【註45】

　　根據如上兩個解釋變數，本文建議透過一組對立性假設（competing hypotheses），用以作為日後深化個案研究與檢測本文論點的基礎：

　　H1: 如果經濟條件或DSM的制度設計是關鍵原因，則

　　同時也是OPEC成員但石油收入不及於中東或北非的國家，將不會以抱怨方的身份參與DSM。

　　H2: 如果經濟活動的持有者或參與者和是否仰賴外援與物資進口是關鍵原因，則

　　國內產業結構是建立在以人民為主要持有者或參與者的取租型國家，或較少依賴外國物資的取租型國家，會有參與DSM的貿易偏好或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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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感謝葉長城博士和蔡育岱老師的研究協助，以及John Duffield和Aaron Rapport兩位教授透過書信的指導和建議。惟所有文責皆由本人獨自承擔。
	【註1】	C. P. Bown, “The Economics of Trade Disputes, the GATT’s Article XXIII, and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4, No. 3 (2002): 283-323; M. Butler and H. Haus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 First Assessment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6, No. 2 (2000): 503-533; K. Leitner and S. Lester, “WTO Dispute Settlement 1995-2002: A Statis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6, No. 1 (2003): 251-261; M. Busch and E. Reinhard, “Tes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mpirical Studies of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D. M. Kennedy and J. D. Southwi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Hud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57-481; J. Smith,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 (2004): 542-573.
	【註2】	J. Bohanes and F. Garza, “Going beyond Stereotypes: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Trade, Law and Development, Vol. 4, No. 1 (2012): 48.
	【註3】	P. Gappah, “An 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Legal Aid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with Emphasis on the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in H. Hohmann, ed., Agree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Doha Round of the W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8-310; S. Odano and Z. Abedin, “Insufficiency i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WTO: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GSIR Working Pap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Series (EDP08-1, March 2008): 2-3; M. Butler and H. Haus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p. cit.
	【註4】	J. Bohanes and F. Garza, “Going beyond Stereotypes,” op. cit.
	【註5】	According to the Art. 23 of the DSU, the DSM precludes the use of any other possible way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rade-related disputes between or among members.
	【註6】	Marc Busch and Eric Reinhard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7, No. 4 (2003): 719-720.
	【註7】	Christina Davis and Sarah Bermeo, “Who Files?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cipation in GATT/WTO Adjudi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1, No. 3 (July 2009): 1035
	【註8】	Chad Bown and Bernard Hoekma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Missing Developing Country Cases: Engaging the Private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4 (December 2005): 872-873. Their data come from the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2004). Today, however, the billing policy could be changed and the fee would be a little higher; see: http://www.acwl.ch/e/documents/ACWL-MB-D-2007-7.pdf (last visited: 2013/04/22).
	【註9】	Roderick Abbott,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Deterred from Using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ECIPE working paper (No. 01/2007): 11.
	【註10】	Ibid. and M. Busch,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1,”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9.georgetown.edu/faculty/mlb66/SIDA.pdf (last visited: 2013/04/22).
	【註11】	Gregory Shaffer, “How to Make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Work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Proactive Developing Country Strategies,” in Victor Mosoti, ed., Towards a Development-Supportiv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WTO (Geneva: ICTSD, 2003): 26-29.
	【註12】	Chad Bown, “On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6, No. 3 (May 2004): 812.
	【註13】	Marc Busch and Eric Reinhardt, “Tes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mpirical Studies of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Daniel Kennedy and James Southwi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Hud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67.
	【註14】	Ibid.: 465.
	【註15】	Kyle Bagwell and Robert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95-96.
	【註16】	Chad Bow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in GATT/WTO Trade Disputes,” World Economy, Vol. 27, No. 1 (2004): 59-80.
	【註17】	Ibid.
	【註18】	Ibid.: 68 (compared with 11% under the GATT, there is 45% possibility under the WTO).
	【註19】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country-and-lending-groups#MENA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20】	See: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united-states and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21】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lso stated that there is no fully shared defini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註22】	See: http://www.oecd.org/general/listofoecdmembercountries-ratificationoftheconventionontheoecd.htm (last visited: 2013/4/15).
	【註23】	A brief explanation and dataset can be downloaded from: SN 481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60-2011, via at: http://www.esds.ac.uk/findingData/snDescription.asp?sn=4814 (last visited: 2013/4/15).
	【註24】	Judged by the level of income; namely, countries are low-income with GNI/n of US$250 (or less) and will be middle-income with GNI/n above US$250.
	【註25】	A brief explanation and dataset can be downloaded from: SN 576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1980-2017, via at: http://www.esds.ac.uk/findingData/snDescription.asp?sn=5761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26】	Se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weomay/weocon.HTM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27】	See: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1who_e.htm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28】	For example, in the dispute of anti-dumping, one country (i.e. India) could be judged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also could be found as a developed country. See: K. Bohl, “Problems of Developing Country Access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K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 9 (2009): 132.
	【註29】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there are currently 49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34 of which have become WTO members. Please see: WTO, WT/COMTD/W/10 8 (November 1995), via at: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teccop_e/w10_e.doc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30】	The capability and approach to access food. See: http://www.globaltradealert.org/sites/default/files/woertz_gta4.pdf (last visited: 2013/04/15)
	【註31】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and http://www.intracen.org/trade-support/trade-statistics/ (last visited: 2013/04/16).
	【註32】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ENA countries (particularly oil exporting group) are not ranked in the top 20 of this group of states.
	【註33】	Giacomo Luciani, “Allocation vs. Production St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Nation, Stat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rab World (London: Croom Helm, 1987): 72; Michael Herb,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Rent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7, No. 3 (2005): 8.
	【註34】	Michael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3 (April 2001): 325-361.
	【註35】	Thad Dunning, Crude Democracy: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 1.
	【註36】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Autumn 1997): 513-515.
	【註37】	Ibid.: 516.
	【註38】	政治上，UAE是七個公國（emirates）組成的聯邦國家，但政體態樣不符合當代民主政治的界說。科威特雖然係由家族世襲統治，但卻是海灣地區唯一享有自由與公平選舉的國會政治國家。經濟上，UAE（特別是它的Dubai公國）擁有經濟活動的多樣性，除了石油產業外，還有觀光以及許多外國投資。而科威特則明顯缺乏石油以外的私經濟產業發展。Michael Herb, “A Nation of Bureaucra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Kuwait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1, No. 3 (2009): 375-395.
	【註39】	See: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ecuador/overview (last visited: 2013/04/27).
	【註40】	Elizabeth Becker, “Lawmakers Voice Doom and Gloom on W.T.O. Ruling,” New York Times, C1, 7 (April 28,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4/04/28/business/lawmakers-voice-doom-and-gloom-on-wto-ruling.html?pagewanted=2&src=pm (last visited: 2013/04/28).
	【註41】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07/mcd/eng/mreo0507.pdf (last visited: 2013/04/28).
	【註42】	出口石油賺取的收入在2006到2008年約占取租型國家總收入的近9成，而在2002年也占了總收入的近8成。詳見：Ibrahim Saif, The Oil Boom in the GCC Countries, 2002–2008: Old Challenges, Changing Dynamics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March 2009): 3.
	【註43】	但我們也必須記得，即便經濟上有能力參與DSM，但主觀上沒有意願或動機時，國家也不會選擇參與DSM。
	【註44】	This argument has been mentioned earlier in page 10,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trading country.
	【註45】	If one country is heavily aid-dependent or import-dependent, this country’s domestic economy will be very likely non-diversified. As a result, this country is less possible to file any lawsuit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or need to adopt any trade policy to protect its domestic industries (due to it does not have such industries at the domestic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