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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趨勢減緩下小型經濟體之因應

一、全球化趨勢行將減緩

  儘管川普言論在其就任美國總統不到3個月內已經開始向中間修正,未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在其「美國優先」的前提下將如何調整,仍然是各國關注的重要議題;再加上英國脫歐、歐洲國家普遍反移民、反歐盟的情緒,未來國際貿易與全球化發展趨勢很可能減緩。全球化對一國經濟發展通常具有正面促進之效益,全球化的速度減緩不但可能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力道,對小型且對外開放程度高的經濟體影響可能更大。我國全球化程度相當高,對外貿易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達67.7%,為亞太國家之冠,未來如何面對此一外在環境的變數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全球化對一國政策而言,簡單地說就是對外開放。在過去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期間,有不少國家因為對外開放,在境內出現了失業與所得分配惡化等副作用,以致有反自由開放的抗爭與民粹主義情緒,但小型已開發國家,如:新加坡與荷蘭則採取了快速而有效的調整因應。本文主要分析小型經濟體在全球競爭中面臨的限制與因應,為使讀者對全球化的競爭有較具體的了解,在說明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競爭活動時,將以產業分工層次鮮明、分工結構較為單純的蝴蝶蘭產業為例加以說明,其次再說明過去新加坡與荷蘭在國內出現反自由開放時所重視之政策調整,以利我國未來研擬因應調整對策。

二、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之參與

  此波的全球化主要始自1990年代跨國企業展開全球化的投資布局,其中美國企業是主要的主宰者。在這些投資活動中,跨國企業僅專注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其餘凡是周邊國家在生產上更具有效率與競爭力的零組件或半成品,會以外包、採購或者利用模組化生產的方式,在不同地區進行分工,以充分利用各地之比較優勢與降低生產成本。由於跨國企業本身在技術、行銷、管理、服務方面亦掌握優勢,因此建構了價值鏈的分工體系。亞太地區的開發中國家,多數為其供應鏈中的主要成員,各自負擔一部分零組件或組裝之代工。

  我國由於境內資源有限而對外貿易發達,過去為了加速經濟發展,採取了盡量利用我國相對豐富之人力資源之出口導向政策,當全球化風潮吹起,我國在亞太地區已經屬於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相關技術與產業發展介於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工資水準、土地價格與環保意識亦高於一般開發中國家。因此當全球化的生產網絡與供應鏈形成時,我國不是負責最後組裝與初級品之加工,而是重要零組件的供應者。換言之,從我國出口的產品,很多都是經由技術勞工製造完成的半成品,而進口國在自我國進口這些半成品之後,還將進一步加工或組裝,然後再將完成品出口至最終消費市場,故我國與下游國家形成了密切的分工合作與連結關係,在價值鏈中稱之為與下游國家「向前連鎖」的關係。

  在出口導向的貿易政策下,對於我國相對缺乏的天然資源與不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是以進口來支應,由於透過專業化的分工與貿易,這些進口材料將使我國出口品更具競爭力,以致得以創造更高效益與加速成長,故與上游國家亦維持有密切的「向後連鎖」關係。此種「向後連鎖」與「向前連鎖」的關係,在全球化趨勢下使各國間相互影響、連結與合作的關係快速加深,而將向前與向後兩種連鎖關係加起來就是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參與程度,可以透過計算各國出口產品中所含有的附加價值得到。

  根據OECD/WTO 2015年公布的附加價值貿易顯示,在我國出口貿易中,屬於在全球價值鏈中參與的部分高達67.7%,比任何TPP、G20及亞太國家均高;其中包括43.6個百分點是我國與上游國家之「向後連鎖」,即在我國出口中含有來自國外進口的原材料與半成品比例達出口值之43.6%,另外24.1個百分點是我國與下游國家之「向前連鎖」關係,即自我國出口後,下游國家於加工完成後,還將再出口到第三地的半成品占我國出口值之24.1%。由於我國的生產活動所形成的出口,在全球化的產業分工活動中高度參與,當國際景氣波動時,我國生產活動即可能受到較大影響。尤其如果我國廠商的生產主要還是在替國際品牌大廠代工,在技術上與後進國家差異不大、不具有定價能力時,全球化速度減緩或保護主義高漲,對我國景氣就可能有重要影響。

三、供應鏈與價值鏈之形成

  供應鏈的形成涉及從生產到消費的所有過程,包括從跨國企業對產品的設計、研發、決定到境外投資、設廠生產開始,經過中間零組件的外包、採購、最後成品之完成與銷售、運輸、融資、運籌管理,以及更進一步之資訊搜集、產品改良及售後服務等各個層面,均屬於可能影響供應鏈的生產環節。由於各階段所創造的價值不同,其中屬於加工製造的部分,尤其是代工生產部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較低;而處於供應鏈兩端,需要特定技術或擁有廣大消費市場的已開發國家廠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較高,而且越接近於兩端,其附加價值越高。就廠商的經營策略言,其生產活動若能向供應鏈的兩端發展,所產生的附加價值就可能提高。因此若從更高視野的經營策略與研究領域來看,亦可將供應鏈的概念提升至涵蓋層面更廣的價值鏈體系。

  從實務面來看,在價值鏈中,最大的獲益者是擁有資金與技術優勢的跨國企業,惟當跨國企業決定投資、生產,並展開外包及採購時,就與區域內很多其他國家產生互動,進而形成供應鏈體系。亞太地區是目前國際供應鏈活動最積極發展的地區,開發中國家若能進入到供應鏈體系,即可持續且穩定的進入國際市場,有利其中小企業發展,亦可加速其總體經濟成長與技術進步,故很多後進的開發中國家均以進入供應鏈體系為目標。

  為了進入供應鏈體系,開發中國家常常以改善公共設施、加速人才培育來吸引跨國企業進駐。此外由於供應鏈的形成,貿易亦加速成長,開發中國家是否具有便捷的貿易網絡及友善的實體環境,包括:交通建設、運輸服務、港口設施、海關通關效率,而通信與金融服務體系是否具備國際水準,亦是影響跨國企業經營成本的重要因素。這些軟硬體設備除涉及當地國的公共建設以外,常常亦與其法規制度、教育與人力資源,及官僚體系相關,因此已開發國家常藉由簽署國際協定來加速開發中國家制度面的改革,而開發中國家為避免來自國內利益團體的阻擾,亦常藉簽署國際協定,一方面取得國外市場之互惠開放,另方面亦可加速國內政策與制度改革的進程,以同時達到進入國際市場、吸引外資、加速技術成長,以及進入國際供應鏈體系等多重目標。於是開放服務貿易、強化金融與通信服務、加速貿易便捷化、提供專業人士自由進出之機會等,就成為區域經濟整合協定中重要的內涵。

  就個別產業供應鏈或價值鏈體系言,通常由於工業產品的加工過程包含很多零組件,其供應鏈體系的上、下游相互連結關係可能錯綜複雜,而有些農產品,一方面由於其具有明顯的技術內涵,在國際市場中並非大多數國家均具有生產優勢,另方面其生產分工層次又不似工業產品那麼複雜,可以具體的說明一國在全球供應鏈與價值鏈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國家間的關係,例如我國的蝴蝶蘭即具有此種特性,以下可以利用其在我國發展的過程,說明小型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所面對的發展機會與限制。

四、我國蝴蝶蘭產業供應鏈

(一)蝴蝶蘭產業鏈之形成

  蝴蝶蘭的生產過程雖不似工業產品需要很多零組件,但所需用到的技術、資金和人力卻與電子產業不相上下,並且每個生產階段皆可商品化。而蘭花屬於活生命體,相較於電子產品可能出現之變異型態更多,難以賦予標準化的品質管理。此外,蘭花所需要的照顧更是需要長年之經驗及技術的累積。依照其整體產業結構來看,蘭花產業的上游主要為育種繁殖,包括研發、鑑定、育種和瓶苗;中游為育苗,包括馴化、小苗、中苗、大苗、催花和成花場;下游則為物流通路和行銷。

  在產業界實務面,通常臺灣較大型之蘭花企業,皆跨足中上游市場,其中上游企業所需花費的固定成本較低;若欲跨足中游部分則需要投入大量的溫室搭建、場地和人事成本,因此部分中小型公司主要僅著重於瓶苗的代工生產;下游部分則依產品與國家類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在銷售通路上,歐洲、日本和臺灣所生產的花卉皆會進入花卉拍賣市場,之後再轉賣給零售商、批發商和經銷商,但是美國主要是由大型連鎖超市及連鎖販賣企業直接對蘭園下單,故銷售通路主要由消費地的通路商掌控。

  就產品銷售言,由於蝴蝶蘭從瓶苗到成株或鮮切花,每一階段均可分開銷售,而每一生產階段又需要相當的培養時間與照顧,故各階段產品之銷售對象不同。當產品愈接近最終消費階段時,售價愈高。但如果為了獲得較高的單位售價,在培養過程中需要支出較高的培養成本,則培養出來的成品在國際市場可能不具有競爭力,以致獲利率可能反而偏低。例如臺灣由於氣候適宜、種源豐富、育種技術發達,在品種、組織培養及瓶苗階段相當具有競爭力,但由於土地與勞動成本偏高,一般蘭園規模無法與歐美的大規模農場相比,故很多瓶苗或小苗在單位售價很低的階段即大量向歐洲國家出口,由歐洲業者將其培養至大苗或成株再銷售給最終消費者。至於大苗與成株則以向美國、日本出口為主。此外我國業者為克服土地與勞動成本偏高的不利因素,亦展開向最終消費地及開發中國家投資蘭園,進行蝴蝶蘭之接力生產,因此亦形成本國蝴蝶蘭業者的供應鏈體系。惟在此供應鏈中,由於臺灣業者較缺外語人才,無法迅速擴展歐、美等高附加價值市場,僅能依靠貿易商或大型通路商代銷,對於獲利造成直接或間接壓縮。



圖1 蝴蝶蘭產業之微笑曲線圖


(二)我國蝴蝶蘭出口結構


  若按不同的產品階段來看,我國蝴蝶蘭出口以成株出口所占比重最大,以出口值計,2015年占蝴蝶蘭總出口值之68.7%,其次為小苗,占約14.3%,瓶苗占11.9%,鮮切花占5.2%。其中蝴蝶蘭成株的出口市場以美、日為主,2015年占我國出口值之68.9%。就美國市場之進口來源言,我國產品的市占率更高達77.1%。在瓶苗、小苗階段則以荷蘭、美國、德國、韓國與越南為主。由此可見我國蝴蝶蘭接力生產的模式,在全球化時代是相當成功的一種分工合作方式。不過由於開發中與新興市場國家之興起,我國蝴蝶蘭也面臨到後進國家之競爭壓力,尤其是部分國家,如中國大陸與越南,其蝴蝶蘭產業現今之發展,主要是受惠於過去我國業者為降低生產成本而展開的對外投資,如今則成為對我國本土業者在國際市場競爭壓力的主要來源。



圖2 2015年臺灣蝴蝶蘭出口結構



五、小型經濟體面對全球化之調整因應


  全球化基本上是由於通訊與技術進步導致交易障礙減少,國際競爭提高,再加上新興市場國家興起,部分國家為取得對方市場而彼此相互開放,因此形成區域自由化與全球化之風潮。小型經濟體如果能善用其相對比較優勢,在特定領域同樣可以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不過隨著市場開放,各國國內均可能出現所得與結構需要調整的現象,如果處理不善,就可能出現反噬自由開放措施的保護主義。尤其對外投資造成外國產業加速發展後,最後會形成對本土產業更激烈的競爭威脅。但如果國際盛行保護主義,顯然對小型經濟體之發展將有更多限制,而過去新加坡與荷蘭被認為是在面對全球化風潮時,在因應調整方面相當成功的範例,以致在2017年G20會議中受到肯定。具體而言,該兩國採取的調整措施主要包括:

(一)積極而謹慎的參與全球化

  由於開放市場措施對國內弱勢產業與所得分配必有一些影響,協助產業調整與所得重分配的調整措施同樣重要。

(二)加強對知識與人力資本之投資

  包括加強對義務教育、大學教育、職業訓練及終身學習的投資,以提升人員在進入全球化時代下所需要的工作能力,以致提升其生產力與工作待遇。

(三)強化社會與經濟體制之彈性調整能力

  包括強化社會保險制度、加強勞動市場之彈性與勞工就業調整能力,以財政政策協助景氣下行時之調整因應。

(四)謹慎的設定有利其維持國際競爭力之總體政策

  包括較低的稅率、高水準的公共建設、強化人力資本以及適當的產業政策。

(五)在制度上具有足以因外在環境改變而能夠快速且正確調整的能力

  小型經濟體常有由公權力決定投資策略的制度,以因應國際及外在環境的重要改變。

  由於國內資源與市場有限,全球化速度減緩或保護主義盛行對高度向外導向之小型經濟體有最大的負面影響。川普強調的保護主義,在其上任後不到三個月內雖然已有不少轉向,但是「美國優先」與公平貿易仍然可能使美國緊縮其市場開放程度,這是美國在因應全球化之下採取的措施,未來川普政府是否仍將有更多政策轉向,目前不得而知,但全球經濟將受到影響應無庸置疑。新加坡與荷蘭過去的因應全球化的作法不是採取保護措施,而是強化經濟體內相關部門的調整因應能力與制度面的彈性,如提升技術與人力資源水準,增加勞動市場彈性等,以致其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國民所得持續提高。

  我國為典型的高度向外導向的小型經濟體,以蝴蝶蘭產業為例,可以清楚的看到小型經濟體在發展方面的限制,但在進行分工合作之後,我國產品仍能在國際市場發揮競爭力。惟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興起,我國廠商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挑戰本國業者最重要的競爭威脅來源。由於我國土地與勞動成本偏高,經營規模很難有制度性的突破與改善,未來亦必須從改良技術與改善人力資源著手。此外從價值鏈的角度,亦可強化行銷通路與對消費者服務,以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