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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一書談對臺灣與兩岸經貿整合之啟示

一、前言

  歐洲各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加入歐盟體系運作,會帶給各國許多成本與效益;相關討論可概括在「歐盟效益」(European Effect)概念之中。此概念即為討論各國在成為歐盟成員國後,對於各國經濟、社會、政治、產業等所造成的影響。臺灣當前對於此議題最有系統進行討論的專書,當推羅至美博士所著《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一書。

  羅至美博士目前是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其於英國東英格蘭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且長期投入歐洲區域經濟整合與政治經濟學等相關研究;而本書可謂羅教授長期研究之集大成,筆者認為在當前歐洲經濟局勢渾沌不明的情形下,透過本書針對德國、法國與英國內容之梳理與分析,將有助於讀者了解相關發展,並作為臺灣在經濟發展、推動兩岸經貿及東亞區域整合的參考與啟示。

二、德國、法國、英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成效分析


(一)德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成效分析

  德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所帶來的效益,首先為「提升德國產業競爭力」,企業在面對更大的市場開放或競爭環境改變時,可透過三種方式進行企業經營策略之調整。(一)外部成長手段,即企業透過購併、企業聯合等模式擴大企業在市場上的佔有率並且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二)內部成長手段,企業透過研發、創新以及品牌行銷等方式改善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與產品內容、(三)成本轉移手段,企業亦可透過將生產與投資移往海外成本更低廉之國家或地區,藉以降低企業之生產成本。德國企業在面對歐洲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並未選擇外部成長手段亦未選擇成本轉移手段,反而是選擇較為困難的企業內部成長模式,企業透過增加研發經費與能量,在區域經濟整合的挑戰下,不斷增進企業競爭力。因此德國企業不僅成功度過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並且也避免了區域經濟整合所可能產生之薪水、稅法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之現象。[1]

  其次是德國政府與企業間「協調合作式企業經營」模式,政府與企業之關係,奠基於德國特殊之資本主義類型。在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y of Capitalism),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將其列為協調式資本主義(Coordinated Capitalism)。[2]

  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強調制度之互補性,以及制度互補性所能帶給經濟表現的效益。德國協調式資本主義類型,企業在經營環境、融資來源以及勞資關係等面向上得到制度互補之益處,因此使得德國企業得以在穩定的經營環境下發展,進而持續投入研發投資與人力訓練、升級其生產設備等長期性的經營目標。對此,即可解釋為甚麼德國企業選擇企業內部成長模式來因應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德國此一資本主義類型同時也使得德國企業在競爭更為激烈的區域經濟整合當中,獲得更多體制的支持與保護,確保企業的發展與競爭力。最後則是德國政府與企業在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挑戰時,德國政府並未直接介入市場或企業經營模式,而是透過改善供給面要素的途徑,賦予企業更好的競爭力,讓政府與相關制度成為德國企業發展強而有力的後盾與資源。[3]

  另一方面,企業內部成長模式為德國企業在面對區域經濟整合挑戰時,提供了維持競爭力的途徑。但此一內部成長模式亦產生了成長模式的局限,以至於無法有效改善德國失業問題。企業內部成長模式奠基於「資本深化」之基礎上,資本深化即企業透過不斷的創新與研發來提升產品之競爭力與附加價值,但由於資本深化必須付出大量成本在提升產品之附加價值;因此企業傾向不擴大生產產品類型,以控制成本與效益,但此舉使得企業僅在現有的人力與生產規模下提升產品價值,而並未新設生產線,因此對於德國在區域經濟整合過程所產生的失業問題,無法提供有效的解決。其次則是經濟成果分配不均之成本,德國在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後,德國企業的毛利率與德國勞動薪資增長幅度相比,兩者相差三倍之多;顯然德國企業的受益程度遠大於受薪階級,因此產生經濟整合效益分配不均之問題。[4]

(二)法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成效分析

  其次針對法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之成效加以分析,參與歐洲經濟整合為法國帶來三大效益。首先,增加法國在「貿易、經濟與所得」之成長,法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成功的推升了法國在貿易經濟與所得之表現,歐洲經濟整合所引發的貿易成長與資本投資的增加,成為法國1970~1980年代此20年間經濟成長的動力。其次「改善法國經濟體質」,在為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前,法國相較於德國屬於較為封閉之經濟體類型,產業較依賴國家所提供之保護與政策、傾向與較落後的前殖民地國家進行貿易;但隨著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所面臨對於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自由化後,法國逐漸轉型成為一個開放之經濟體。其經濟體本質之轉變,可從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增加幅度得以印證,法國在1900~1960年代實施貿易保護政策期間,法國花了60年才得以使其GNP成長兩倍;但在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後,法國僅花了20年的時間就使其GNP再成長一倍,因此多數學者認為法國參與經濟整合所帶來的好處,更勝其他歐洲各國。最後則是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為法國帶來之非經濟效益,其中法國在參與歐洲整合後,獲得「規模政治」所帶來之效益,增加法國在其他國際經濟議題上之議價能力,大幅增加法國在國際關係之影響力。[5]

  另一方面,法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亦為法國帶來失業、貨幣整合與區域發展失衡等三項成本。首先失業成本主要發生在衰退中的經濟部門,並且以失業型態而言,主要以「低技術勞工」為失業風險最高的一群;因為經濟整合與市場開放後,低技術密集的產業,不敵外來低廉進口商品之競爭使得低技術勞工就業機會減少,工作機會減少的情形下,更進一步降低了低技術勞工之實質薪資水準,造成失業問題加劇。其次則是法國參與歐洲貨幣整合所必須付出的相關成本與代價,參與歐洲貨幣整合象徵法國必須一定程度的交出其經濟主權,並接受不一定令其滿意之經濟管理模式。除了降低法國本身之經濟主權外,同時還必須忍受其他貨幣整合參與國對法國經濟政策之影響力與控制權。最後則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之問題,上述提及失業主要發生在衰退之經濟部門,另一方面衰退也發生在非巴黎地區之法國邊陲與半邊陲城市,其原因出自於法國企業增加核心城市與地區之投資,更進一步縮減對於非核心城市與地區之投資,在此之下非核心地區之發展受到限制,也使得法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兩極化的情形。[6]

(三)英國參與歐洲區域經濟整合成效分析

  最後,則是針對英國參與歐洲經濟成效加以分析,大抵上可分成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增加以及規模政治效應兩大部分。英國於1986~1993年間共吸引300億英鎊的FDI直接投資,成長幾乎是未參與整合前兩倍之多;英國自從加入歐洲區域經濟整合後,一直以來皆是成員國中獲得FDI直接投資總量的最大受益國,以2011年為例,在歐盟27個成員國當中,英國仍以占全歐盟FDI總量20%的超高比例,居所有成員國之首。其次,則與法國相同,英國參與歐洲經濟整合並參與歐盟運作後,發揮了規模政治之效果。增加英國在全球經貿事務談判與協商上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其明顯的案例包括英國在歐盟整體影響力的挹注下,增加了英國與美國和中國大陸在相關經貿議題與事務談判之籌碼與影響力。[7]

  英國參與歐盟運作,也為英國帶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參與成本、歐盟預算淨貢獻國成本以及參與歐洲貨幣整合成本等三大成本之付出。由於英國農業發展之問題與困境,使得英國在參與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後,不僅未為英國帶來益處,反而成為英國參與區域整合之成本;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前四大受益國分別為: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西班牙,而英國在此共同政策下受益較少,並且還必須要配合歐盟農業開放政策,使得參與共同農業政策成為英國參與區域整合之成本而非效益。其次則是歐盟預算淨貢獻國之成本,英國在歐體九國當中之收入排名僅名列第七名,低於歐體會員國平均值;但英國至1980年代時英國成為歐體預算最大淨貢獻國,形成英國以較貧窮的所得補貼其他較為富裕會員國的預算分配不公問題;最後則是歐洲貨幣整合成本,其中表現在英鎊競爭力與影響力危機最為明顯。[8]

三、結論

  從法國經驗可知,區域經濟整合所帶來的效益,並不會自動平均分配至各個地區,反而會有集中化的情形。在臺灣,兩岸經貿交流的紅利,亦未平均分配至各個地區與產業、階級;2013年學者林國榮、許聖民、徐世勳,針對ECFA 對我國勞動市場與所得分配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與上述結果相似,雖然兩岸經貿交流與開放對於所有階級家庭所得皆有正面助益,且隨著開放的幅度擴大,所得增加的幅度也會跟著擴大;另一方面兩岸經貿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為最高所得群組家庭,社會貧富差距會隨著市場開放的擴大而提高,吉尼係數的提高,表示隨著兩岸貿易更進一步自由化會造成臺灣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越來越惡化。[9] 因此,政府除了應亟思如何提升當前兩岸經貿協定與交流互動的經濟效果外,更應該在經濟利益產生後,透過有效的政策引導,讓更多的階級與不同產業、地區,皆能受惠於兩岸經貿交流之和平紅利。

  另外,從德國企業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等不確定之市場因素以及更為激烈之競爭力挑戰,而採取企業內部成長模式的經驗對臺灣進行反思。臺灣企業長期以來在面對激烈的區域經濟整合或產業競爭力挑戰時,常以「成本轉移」模式來進行。亦即過去從1980年代以降,大量臺商赴陸投資即可證明;但隨著當前中國大陸勞動條件的改變,薪資水準的提升,以及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經濟體質與產業轉型的政策規劃,使得臺商過去應用成本優勢以及中國大陸人口紅利的發展策略難以奏效,因而面臨更為嚴峻的競爭挑戰。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當在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之際,除了擴大吸引臺商回臺投資外,更應期許臺商不是將過去移出去的低附加價值或高汙染的生產線移回來臺灣,而是要趁著這個中國大陸與臺灣經濟轉型期的情形下,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讓回流的臺商企業,能夠提供高附加價值以及低汙染的高值化產業與工作機會。另一方面,還根留在臺灣的各類型企業,政府也應給予鼓勵與支持,積極提升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之經費,改變過去以成本轉移的產業競爭模式,轉以「內部成長」模式來面對艱難的競爭挑戰;但同時也應避免,德國使用內部成長模式後,所產生的僅有資本深化而無資本廣化,造成失業問題無法解決的問題。[10]

  最後,無論英國或法國皆受惠於參與區域整合,而獲得經濟效益以外的「規模政治」效應,增加英國與法國在面對其他經濟強國或經貿事務等議題上之影響力。對此臺灣當然應積極善用與中國大陸經濟整合所帶來的政治意涵以及可能擴大之談判議價能力。但政府方面,亦必須謹慎小心處理全面落入「中國大陸所設好的軌道」運行之情形;當前亦有論者認為,臺灣參與任何國際組織或洽簽經貿協定都必須要在獲得中國大陸的同意後才得以使用特殊的身份參與、另外臺灣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例如新加坡和紐西蘭,皆是中國大陸已先行完成簽署後才得以讓臺灣簽署,這種「先中國,後臺灣」的政策,我國應小心因應,避免臺灣未來之國際空間被中國大陸全盤掌握與支配。

  歐洲區域整合的成功經驗,可謂人類歷史上相當特殊的案例,成員國間願意各自拋棄部份主權與自主性,成就一個完整且緊密的歐盟關係。在歷史上國家間如此高密度的合作,確實並不多見;另一方面歐盟區域整合的經驗,也無法完全與當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進行類比。但筆者認為,歐盟經驗即便短期內無法複製到亞洲和兩岸之間,但各國參與歐盟的經驗卻擁有高度的參考價值。因此筆者認為,既然區域經濟整合勢不可擋,政府應當更全面的考量相關之經濟、政治及社會效益等面向。唯有謹慎且全盤的國家戰略與政策思維,才不會在全球大趨勢下隨波逐流;唯有謹慎處理相關議題,才能讓臺灣面對區域經濟整合下,創造人民、產業、社會、政府、國家、市場等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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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50-54。

[2]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y of Capitalism.

[3]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54-58。

[4]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59-65。

[5]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75-82。

[6]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97-106。

[7]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141-148。

[8] 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第一版,臺北,2013年,頁149-161。

[9] 林國榮、許聖民、徐世勳,「ECFA對我國勞動市場與所得分配的經濟影響評估」,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44卷第1期,2013年,頁27-80。

[10] 林顯明,「臺灣當前困境之政治經濟分析」,經濟前瞻,第151期,2014年,頁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