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體制之探討暨韓國因應對策及多邊環境外交之分析
| 日期： | 2020/08/06 |
|---|---|
| 作者： |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姚鴻成 顧問 |
| 文件編號： | WTOepaper702 |
一、前言
近年來溫室氣體之排放，已嚴重威脅到地球生態之成長，尤其氣候變遷所帶來之颱風與洪水等天然災害，不但頻度增加，且有日形惡化之趨向，其影響人類生存之認知，已普遍引起共鳴，且快速延伸到世界各國。
聯合國有鑑於此，乃呼籲所有國家，應共同重視此一不可忽視之議題，共同研擬協商機制。在聯合國之主導下，已完成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參與UNFCCC之締約方，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應依不同程度，善盡承諾與責任。
韓國早期之經濟成長，係以化石燃料為能源基礎，其後，隨著時代之進步與國際社會之發展趨勢，逐漸轉向符合環保需求之低碳與綠色產業，且以引進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相融合之成長模式為最大訴求，尤其當全球目前正在大舉宣導氣候變遷議題，推動應採取泛全球性之因應對策之際，韓國政府亦表明與國際同步，積極參與之意旨，並透過雙邊及多邊之國際組織，呼籲所有國家，加速推動溫室氣體減量，進而保障人類生命財產之安全與地球生態之自然成長。
二、氣候變遷體制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之聯合國環境開發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所通過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規定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應共同但可依照差別化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按其各該國家之能力，承諾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以利有效淨化地球氣候環境，進而帶給人類及生態之自然成長。
公約最高之議事決定機構為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會議為期有效履行公約，及進行技術層面之討論，另設有履行附屬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SBI）及科學技術諮詢附屬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等兩個單位。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依據差別化責任之原則，遵照公約附件1（Annex I）所包括之43個國家（包含歐盟），勸導截至2020年止，其所排放之溫室氣體應維持在1990年之水準，對於未包括在公約附件1之其他開發中國家，則要求應針對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適時提出氣候變遷之相關報告，計畫之擬定，以及履行等，並適用一般性之義務規範，至於公約附件2（Annex II）所包括之24個先進國家（包含歐盟），亦義務規定應針對開發中國家，致力氣候變遷所推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必需之財政及技術，提供相關支援。
附件1之締約方名單在採行公約當時，計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東歐洲（市場經濟轉換國家）及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等，附件2則亦涵蓋OECD及EC國家；包括韓國在內之非附件1（non-Annex I）之部分國家，則分類為可無義務一定要遵守溫室氣體減量之開發中國家名單內。
附件1之締約方名單計有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烏克蘭加上附件2之國家及EC。
附件2之締約方名單則有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加上EC。
（二）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係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UNFCCC締約方第3屆會議（COP3）時，先進國家提議應義務遵守溫室氣體減量所達成之協議，並採行「共同目標、差異責任」原則，依照各國實際概況，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標準。
京都議定書針對包括二氧化碳（CO2）以及氫氟碳化物（HFCs）等六種溫室氣體，訂出具體減量目標，其中CO2、CH4、N2O之管制基準年為1990年，HFCs、PFCs及SF6之管制基準年則為1995年。
京都議定書同時規範附件1之國家，第一次公約期間訂為2008年至2012年，其中溫室氣體減量以1990年為基準，平均應義務減量5.2%，對於不屬於附件1之國家，亦要求應依UNFCCC之規範，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並應針對符合公約之規定，亦需適時提出有關報告、計畫及履行時程等。
京都議定書同時以彈性機制（Flexibility Mechanism），引進「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碳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及「共同執行制度」（Joint Implementation, JI），進而建立可以支援開發中國家繼續發展之機制。
（三）POST-2012協商失敗及設定京都議定書第二次公約時程
2007年在巴黎舉行COP13時，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第一次公約期間即將終止，原本不參與京都議定書之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於2009年舉行COP15時，決議推動POST-2012體制，但因在減量目標及開發中國家之財政支援等核心問題方面，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未能達成協議，故在哥本哈根之POST-2012體制，無法正式啟動。
其後，國際社會為期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截至2020年止，均能約束主動達到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乃於2010年舉行COP16時，重新諮商，並續於2012年舉行COP18時，締約方同意京都議定書第二次公約期間，修正為2013年至2020年，亦即所謂之杜哈修正案（Doha Amendment），但是，除之前宣稱不參加京都議定書之美國之外，日本、俄羅斯、加拿大及紐西蘭等，亦表示不參加第二次公約期間，相對形成參與國家全體溫室氣體之排放，僅占全球排放量之15%。
（四）POST-2020新氣候協商開始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於南非德班舉行COP17時，曾就所有與會國家，簽署德班平台（Durban Platform），同意自2020年起均應啟動新氣候變遷體制，為期達成此一目標，自2012年開始之POST-2012體制，應於2015年達成目標。
2013年舉行COP19時，與會國家在與地球前工業化時代相比較，為期能控制氣溫上升在2∘C以內，各國應自行決定「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並應於2015年COP21時，向秘書處提出各自方案。
2015年COP21之前，各國領袖曾表示，應共同努力達成新氣候體制之協商，其後，聯合國為期新氣候體制能順利推動，亦曾分別利用聯合國舉行年會時，主要國家領袖所舉行之氣候變遷相關會議、20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契機，更進一步加強推動新氣候體制。
（五）巴黎協定
2015年12月在法國巴黎舉行UNFCCC 之COP21時曾決議，自2020年起，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應有效履行「國家自訂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並於每5年各自提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以利各該國家據以履行，其中先進國家應率先執行，其他國家亦應自主參與，這項甚具意義之協議就是「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
巴黎協定強調氣候行動及支援體制透明化，並考慮將斟酌各國之能力，認定可採取彈性之運作。此外，為期評估自2023年起，以每5年為基準，是否達成協定之履行及長期目標起見，亦表示將設立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機制。
巴黎協定自2014年4月正式生效後，各締約方即啟動協定相關規範之制定，並於2018年12月在波蘭卡托維茲市舉行COP24時，通過「卡托維茲氣候包裹決議」（Katowice Climate Package），並決議自2020年起實施，其主要內容包括溫室氣體減量、有效適應氣候變遷之影響、確立履行減量之透明化、對開發中國家提供財政支援及技術轉移等，所必要之細部履行指針（rulebook）。
三、韓國對氣候變遷之因應對策
（一）積極參與新氣候體制
韓國截至目前為止，雖尚未正式加入UNFCCC，但在可以開創新經濟成長動力之前提下，仍積極遵守氣候變遷之相關規範。
韓國曾於2009年主動提示「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展望將較二氧化碳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減少30%」之目標，為期有效履行此一目標，2011年乃制訂《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藉以完成履行基本法源，其後並相繼分別於2012年實施溫室氣體、能源管理制度，2014年擬定溫室氣體減量路線圖（Road Map），2015年實施碳排放交易制度，此外，並於2010年及2015年分別研訂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對策等。
在氣候變遷協商之過程中，韓國除了反映其產業之結構，有效參與人類共同課題之新氣候體制，推動先進國家發揮領導能力，以及實踐符合開發中國家之行動外，並將擔負起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橋梁溝通之角色，進而提供建設性之貢獻。
（二）研訂氣候變遷基本計畫
韓國為期努力推動因應國際社會所共同關注之氣候變遷，於2016年11月3日完成有關巴黎協定韓國國內之法定程序，並將有關批准證件送交聯合國後，於同年12月3日正式生效。
由所有國家廣泛參與之新氣候體制，主要國家在斟酌其本國之概況，乃研擬有關「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此堪可稱謂係新氣候體制之核心方案，亦係所有國家所應遵守之目標。
韓國於2015年6月提出「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減量37%之目標計畫，其目的旨在表示，韓國在國際社會致力參與新氣候體制之意志。
韓國為期2030年有效達成既定之減碳目標，由國務調整室（相當於我國行政院秘書室）主導，會同各有關部會，於2016年12月分別訂定「第一次國家氣候變遷基本計畫」及「2030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基本路線圖」，期間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發展趨勢，曾就上述基本路線圖略作調整，並於2019年10月新氣候體制啟動時，再針對第一次氣候變遷基本法略作修正後，發表「第二次因應氣候變遷基本計畫」。
（三）有效提供氣候財源
就氣候財源而言，在建構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信賴方面，韓國已具備必要之認知，並以爭取設立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秘書處為契機，故在氣候變遷協商財源時 ，採取積極策略。2014年9月舉行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議時，韓國與墨西哥曾共同擔任氣候財源（Climate Finance）部門之主席國，並曾捐助GCF一億美元，成為GCF初期，捐助財源領先之國家。
韓國今後為期能成功推動新氣候體制之啟動，除積極參與巴黎協定之後續諮商，亦將加速推動韓國國內部門之履行責任，以及對氣候變遷之因應對策。
此外，韓國在輔導能源新產業方面，除與開發中國家，共享新技術與商業模式外，亦積極參與溫室氣體之減量行動，以利有效推動新氣候體制。
四、韓國多邊環境外交之推動方向
（一）全球綠色成長研究院
為致力綠色成長，並期能對國際社會之綠色經濟有所貢獻，韓國亦主導成立屬於國際性機構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院（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GGGI於2012年10月正式運作，2019年10月厄瓜多等東加勒比國家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 OECS）加入後，會員國計達36個，其主要功能在支援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確立綠色成長策略，以及履行並升綠色成長能量等。
GGGI於2013年6月在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部門升格為公認機構，並於2013年12月獲得聯合國（United Nations）觀察員之資格，2018年6月復分別取得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可以調度財源之公共國際機構（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IO）地位，亦取得英國國際開發部評鑑為A+具有競爭力之國際組織。
韓國政府除積極參與GGGI各項活動、運作、會議及業務推動外，2019年曾獲選為GGGI大會及理事會之副主席國及監察國，有效發揮主導功能，並支援透明化之組織運作，進而利用韓國在國際社會所參與之高峰會議或多邊外交管道，更進一步推動GGGI之發展。
（二）2030綠色成長與全球目標合作－P4G
韓國為推動擴大綠色經濟部門公共與民間之夥伴關係，爰決定參加2030綠色成長與全球目標合作－P4G（Partnering for Green Growth and the Global Goals 2030，以下簡稱P4G）。
P4G主要包括綠色經濟5大部分（水、能源、循環經濟、都市、食糧），旨在透過官、民合作，且期能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及加速履行巴黎協定之全球合作體制。
P4G於2017年9月以聯合國大會為契機，由丹麥主導正式啟動，目前計有韓國、丹麥、荷蘭及墨西哥等12個國家之政府，及世界都市氣候高峰會議（C40）、全球綠色成長研究院（GGGI）、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世界資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等國際組織、協議體、民間團體與企業所共同參與。
2018年10月韓國政府於出席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第一屆P4G高峰會議時，曾特別強調為期解決全球環境危機，國家間應加強合作。
2019年9月聯合國舉辦氣候行動高峰會籌備會議席上，韓國曾爭取到2021年P4G高峰會議之主辦國，同時強調將透過2021年P4G之高峰會議，向全球宣示，韓國為響應P4G及SDGs，將積極參與「行動」及「履行」之責任與義務。
（三）加強國際環境合作
就地球環境問題言，主要包括大氣部門、生態部門、海洋部門、有害廢棄物部門及化學物質部門等，各個部門最少有160個以上與環境相關之國際協約，在聯合國與OECD等支援下，繼續生效啟動。
韓國除了加入主要之國際環境協約外，並對生物多樣性保全及永續利用、有害廢棄物之國際管理、海洋環境之保護，以及地球環境議題之討論及因應對策等，採取積極參與之立場。
為期有效加強國際環境之合作，韓國曾分別參加2019年1月在新加坡舉行之亞太環境部長論壇，2019年3月第4屆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2019年11月在巴黎舉行之OECD綠色成長、永續發展論壇等多邊環境合作會議，除就韓國有效因應環境汙染之推動政策提出說明外，並對氣候變遷全球所面臨之議題，呼籲國際夥伴應積極加強合作。
此外韓國政府邇來亦針對國際間甚為重視之海洋廢棄物，尤其海洋塑膠垃圾等問題，透過雙邊或多邊機制，致力推動解決對策。
（四）召開綠色圓桌會議
針對氣候環境與綠色經濟，為能有效擴大國際機構與韓國國內相關單位間之合作起見，韓國外交部自2016年11月啟動「綠色圓桌會議」（Green Round Table）以來，截至2019年止，計舉行過6次會議。
2019年5月21日，韓國與丹麥建交60周年，藉著丹麥王子夫婦赴韓參加慶祝活動時，曾在韓國首爾舉行第5次綠色圓桌會議，期間並在韓、丹舉行SDGs研討會席上，針對水與循環經濟、永續之智慧城市、清淨能源、活絡官民合作方案、優秀範例，以及今後之因應對策等，廣泛交換意見。
2019年9月6日舉行第6次綠色圓桌會議時，為因應2020年新氣候變遷體制，亦曾就溫室氣體之減量、財源及適應等問題進行討論。
今後，綠色圓桌會議為期能有效達成綠色經濟及永續發展目標，將更進一步加強與國際組織間之合作，其中不但包括環境部門公共機關與民間企業間之合作，亦將擴大學生們之參與機會。
五、結論
韓國截至目前為止，雖尚未正式加入UNFCCC，但在可以開創新經濟成長動力之前提下，乃積極遵守氣候變遷之相關規範。
由於2021年P4G高峰會議，將包括如何因應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後之氣候變遷，以及透過與GGGI及GCF等之合作，擴大對開發中國家之援助，乃係韓國最大之推廣目標之一。
此外，韓國亦擬透過2021年之P4G高峰會議，將韓國領先之綠色技術廣為推介，以期擴大開拓韓國在環境及能源領域之國際市場，進而加速韓國環境產業之發展。
台灣因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之影響，目前亦尚未正式加入UNFCCC，惟曾於2017年11月，與10個非政府組織（NGO）以觀察員之身分參與COP23，藉由出席相關周邊會議、座談及擺設展攤等方式，向與會人士展現台灣致力對抗氣候變遷所做出之積極貢獻、成果與決心。並藉由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與發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性檢視報告」（VNR）等積極作為，獲得UNFCCC締約方多數國家對台灣之肯定與重視。
此外，2019年9月時任副總統之陳建仁，於接見德國波茨坦氣候變遷衝擊研究所（Potsdam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PIK）榮譽所長宣胡博（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時亦表示，台灣做為負責任之地球村成員，一直積極為世界盡一份心力，努力執行減緩氣候變遷之行動，並設立長期減量目標，為2050年排放量與2005年水準相比減少50%。
就溫室氣體排放、地球溫暖化而言，二氧化碳遠大於其他之溫室氣體，為造成地球暖化效應之主要「元兇」，因此，有效降低二氧化碳之排放，以利減少地球暖化現象，乃係當前全球共同努力之願景。
台灣與韓國就經濟發展模式及產業結構而言，頗有雷同之處，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堪稱工業發達之先進國家。
台、韓兩國目前雖均尚未正式加入UNFCCC，但在致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仍然設有各自努力之減量目標，倘雙方能再進一步就產業結構做策略性及技術性之轉型與調整，以期有效規劃及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當更能達到聯合國所倡導之永續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
韓國外交部
韓國環境部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韓國貿易協會
近年來溫室氣體之排放，已嚴重威脅到地球生態之成長，尤其氣候變遷所帶來之颱風與洪水等天然災害，不但頻度增加，且有日形惡化之趨向，其影響人類生存之認知，已普遍引起共鳴，且快速延伸到世界各國。
聯合國有鑑於此，乃呼籲所有國家，應共同重視此一不可忽視之議題，共同研擬協商機制。在聯合國之主導下，已完成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參與UNFCCC之締約方，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應依不同程度，善盡承諾與責任。
韓國早期之經濟成長，係以化石燃料為能源基礎，其後，隨著時代之進步與國際社會之發展趨勢，逐漸轉向符合環保需求之低碳與綠色產業，且以引進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相融合之成長模式為最大訴求，尤其當全球目前正在大舉宣導氣候變遷議題，推動應採取泛全球性之因應對策之際，韓國政府亦表明與國際同步，積極參與之意旨，並透過雙邊及多邊之國際組織，呼籲所有國家，加速推動溫室氣體減量，進而保障人類生命財產之安全與地球生態之自然成長。
二、氣候變遷體制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之聯合國環境開發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所通過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規定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應共同但可依照差別化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按其各該國家之能力，承諾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以利有效淨化地球氣候環境，進而帶給人類及生態之自然成長。
公約最高之議事決定機構為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會議為期有效履行公約，及進行技術層面之討論，另設有履行附屬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SBI）及科學技術諮詢附屬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等兩個單位。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依據差別化責任之原則，遵照公約附件1（Annex I）所包括之43個國家（包含歐盟），勸導截至2020年止，其所排放之溫室氣體應維持在1990年之水準，對於未包括在公約附件1之其他開發中國家，則要求應針對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適時提出氣候變遷之相關報告，計畫之擬定，以及履行等，並適用一般性之義務規範，至於公約附件2（Annex II）所包括之24個先進國家（包含歐盟），亦義務規定應針對開發中國家，致力氣候變遷所推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必需之財政及技術，提供相關支援。
附件1之締約方名單在採行公約當時，計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東歐洲（市場經濟轉換國家）及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等，附件2則亦涵蓋OECD及EC國家；包括韓國在內之非附件1（non-Annex I）之部分國家，則分類為可無義務一定要遵守溫室氣體減量之開發中國家名單內。
附件1之締約方名單計有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烏克蘭加上附件2之國家及EC。
附件2之締約方名單則有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加上EC。
（二）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係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UNFCCC締約方第3屆會議（COP3）時，先進國家提議應義務遵守溫室氣體減量所達成之協議，並採行「共同目標、差異責任」原則，依照各國實際概況，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標準。
京都議定書針對包括二氧化碳（CO2）以及氫氟碳化物（HFCs）等六種溫室氣體，訂出具體減量目標，其中CO2、CH4、N2O之管制基準年為1990年，HFCs、PFCs及SF6之管制基準年則為1995年。
京都議定書同時規範附件1之國家，第一次公約期間訂為2008年至2012年，其中溫室氣體減量以1990年為基準，平均應義務減量5.2%，對於不屬於附件1之國家，亦要求應依UNFCCC之規範，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並應針對符合公約之規定，亦需適時提出有關報告、計畫及履行時程等。
京都議定書同時以彈性機制（Flexibility Mechanism），引進「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碳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及「共同執行制度」（Joint Implementation, JI），進而建立可以支援開發中國家繼續發展之機制。
（三）POST-2012協商失敗及設定京都議定書第二次公約時程
2007年在巴黎舉行COP13時，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第一次公約期間即將終止，原本不參與京都議定書之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於2009年舉行COP15時，決議推動POST-2012體制，但因在減量目標及開發中國家之財政支援等核心問題方面，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未能達成協議，故在哥本哈根之POST-2012體制，無法正式啟動。
其後，國際社會為期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截至2020年止，均能約束主動達到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乃於2010年舉行COP16時，重新諮商，並續於2012年舉行COP18時，締約方同意京都議定書第二次公約期間，修正為2013年至2020年，亦即所謂之杜哈修正案（Doha Amendment），但是，除之前宣稱不參加京都議定書之美國之外，日本、俄羅斯、加拿大及紐西蘭等，亦表示不參加第二次公約期間，相對形成參與國家全體溫室氣體之排放，僅占全球排放量之15%。
（四）POST-2020新氣候協商開始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於南非德班舉行COP17時，曾就所有與會國家，簽署德班平台（Durban Platform），同意自2020年起均應啟動新氣候變遷體制，為期達成此一目標，自2012年開始之POST-2012體制，應於2015年達成目標。
2013年舉行COP19時，與會國家在與地球前工業化時代相比較，為期能控制氣溫上升在2∘C以內，各國應自行決定「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並應於2015年COP21時，向秘書處提出各自方案。
2015年COP21之前，各國領袖曾表示，應共同努力達成新氣候體制之協商，其後，聯合國為期新氣候體制能順利推動，亦曾分別利用聯合國舉行年會時，主要國家領袖所舉行之氣候變遷相關會議、20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契機，更進一步加強推動新氣候體制。
（五）巴黎協定
2015年12月在法國巴黎舉行UNFCCC 之COP21時曾決議，自2020年起，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應有效履行「國家自訂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並於每5年各自提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以利各該國家據以履行，其中先進國家應率先執行，其他國家亦應自主參與，這項甚具意義之協議就是「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
巴黎協定強調氣候行動及支援體制透明化，並考慮將斟酌各國之能力，認定可採取彈性之運作。此外，為期評估自2023年起，以每5年為基準，是否達成協定之履行及長期目標起見，亦表示將設立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機制。
巴黎協定自2014年4月正式生效後，各締約方即啟動協定相關規範之制定，並於2018年12月在波蘭卡托維茲市舉行COP24時，通過「卡托維茲氣候包裹決議」（Katowice Climate Package），並決議自2020年起實施，其主要內容包括溫室氣體減量、有效適應氣候變遷之影響、確立履行減量之透明化、對開發中國家提供財政支援及技術轉移等，所必要之細部履行指針（rulebook）。
三、韓國對氣候變遷之因應對策
（一）積極參與新氣候體制
韓國截至目前為止，雖尚未正式加入UNFCCC，但在可以開創新經濟成長動力之前提下，仍積極遵守氣候變遷之相關規範。
韓國曾於2009年主動提示「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展望將較二氧化碳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減少30%」之目標，為期有效履行此一目標，2011年乃制訂《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藉以完成履行基本法源，其後並相繼分別於2012年實施溫室氣體、能源管理制度，2014年擬定溫室氣體減量路線圖（Road Map），2015年實施碳排放交易制度，此外，並於2010年及2015年分別研訂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對策等。
在氣候變遷協商之過程中，韓國除了反映其產業之結構，有效參與人類共同課題之新氣候體制，推動先進國家發揮領導能力，以及實踐符合開發中國家之行動外，並將擔負起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橋梁溝通之角色，進而提供建設性之貢獻。
（二）研訂氣候變遷基本計畫
韓國為期努力推動因應國際社會所共同關注之氣候變遷，於2016年11月3日完成有關巴黎協定韓國國內之法定程序，並將有關批准證件送交聯合國後，於同年12月3日正式生效。
由所有國家廣泛參與之新氣候體制，主要國家在斟酌其本國之概況，乃研擬有關「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此堪可稱謂係新氣候體制之核心方案，亦係所有國家所應遵守之目標。
韓國於2015年6月提出「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減量37%之目標計畫，其目的旨在表示，韓國在國際社會致力參與新氣候體制之意志。
韓國為期2030年有效達成既定之減碳目標，由國務調整室（相當於我國行政院秘書室）主導，會同各有關部會，於2016年12月分別訂定「第一次國家氣候變遷基本計畫」及「2030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基本路線圖」，期間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發展趨勢，曾就上述基本路線圖略作調整，並於2019年10月新氣候體制啟動時，再針對第一次氣候變遷基本法略作修正後，發表「第二次因應氣候變遷基本計畫」。
（三）有效提供氣候財源
就氣候財源而言，在建構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信賴方面，韓國已具備必要之認知，並以爭取設立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秘書處為契機，故在氣候變遷協商財源時 ，採取積極策略。2014年9月舉行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議時，韓國與墨西哥曾共同擔任氣候財源（Climate Finance）部門之主席國，並曾捐助GCF一億美元，成為GCF初期，捐助財源領先之國家。
韓國今後為期能成功推動新氣候體制之啟動，除積極參與巴黎協定之後續諮商，亦將加速推動韓國國內部門之履行責任，以及對氣候變遷之因應對策。
此外，韓國在輔導能源新產業方面，除與開發中國家，共享新技術與商業模式外，亦積極參與溫室氣體之減量行動，以利有效推動新氣候體制。
四、韓國多邊環境外交之推動方向
（一）全球綠色成長研究院
為致力綠色成長，並期能對國際社會之綠色經濟有所貢獻，韓國亦主導成立屬於國際性機構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院（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GGGI於2012年10月正式運作，2019年10月厄瓜多等東加勒比國家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 OECS）加入後，會員國計達36個，其主要功能在支援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確立綠色成長策略，以及履行並升綠色成長能量等。
GGGI於2013年6月在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部門升格為公認機構，並於2013年12月獲得聯合國（United Nations）觀察員之資格，2018年6月復分別取得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可以調度財源之公共國際機構（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IO）地位，亦取得英國國際開發部評鑑為A+具有競爭力之國際組織。
韓國政府除積極參與GGGI各項活動、運作、會議及業務推動外，2019年曾獲選為GGGI大會及理事會之副主席國及監察國，有效發揮主導功能，並支援透明化之組織運作，進而利用韓國在國際社會所參與之高峰會議或多邊外交管道，更進一步推動GGGI之發展。
（二）2030綠色成長與全球目標合作－P4G
韓國為推動擴大綠色經濟部門公共與民間之夥伴關係，爰決定參加2030綠色成長與全球目標合作－P4G（Partnering for Green Growth and the Global Goals 2030，以下簡稱P4G）。
P4G主要包括綠色經濟5大部分（水、能源、循環經濟、都市、食糧），旨在透過官、民合作，且期能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及加速履行巴黎協定之全球合作體制。
P4G於2017年9月以聯合國大會為契機，由丹麥主導正式啟動，目前計有韓國、丹麥、荷蘭及墨西哥等12個國家之政府，及世界都市氣候高峰會議（C40）、全球綠色成長研究院（GGGI）、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世界資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等國際組織、協議體、民間團體與企業所共同參與。
2018年10月韓國政府於出席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第一屆P4G高峰會議時，曾特別強調為期解決全球環境危機，國家間應加強合作。
2019年9月聯合國舉辦氣候行動高峰會籌備會議席上，韓國曾爭取到2021年P4G高峰會議之主辦國，同時強調將透過2021年P4G之高峰會議，向全球宣示，韓國為響應P4G及SDGs，將積極參與「行動」及「履行」之責任與義務。
（三）加強國際環境合作
就地球環境問題言，主要包括大氣部門、生態部門、海洋部門、有害廢棄物部門及化學物質部門等，各個部門最少有160個以上與環境相關之國際協約，在聯合國與OECD等支援下，繼續生效啟動。
韓國除了加入主要之國際環境協約外，並對生物多樣性保全及永續利用、有害廢棄物之國際管理、海洋環境之保護，以及地球環境議題之討論及因應對策等，採取積極參與之立場。
為期有效加強國際環境之合作，韓國曾分別參加2019年1月在新加坡舉行之亞太環境部長論壇，2019年3月第4屆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2019年11月在巴黎舉行之OECD綠色成長、永續發展論壇等多邊環境合作會議，除就韓國有效因應環境汙染之推動政策提出說明外，並對氣候變遷全球所面臨之議題，呼籲國際夥伴應積極加強合作。
此外韓國政府邇來亦針對國際間甚為重視之海洋廢棄物，尤其海洋塑膠垃圾等問題，透過雙邊或多邊機制，致力推動解決對策。
（四）召開綠色圓桌會議
針對氣候環境與綠色經濟，為能有效擴大國際機構與韓國國內相關單位間之合作起見，韓國外交部自2016年11月啟動「綠色圓桌會議」（Green Round Table）以來，截至2019年止，計舉行過6次會議。
2019年5月21日，韓國與丹麥建交60周年，藉著丹麥王子夫婦赴韓參加慶祝活動時，曾在韓國首爾舉行第5次綠色圓桌會議，期間並在韓、丹舉行SDGs研討會席上，針對水與循環經濟、永續之智慧城市、清淨能源、活絡官民合作方案、優秀範例，以及今後之因應對策等，廣泛交換意見。
2019年9月6日舉行第6次綠色圓桌會議時，為因應2020年新氣候變遷體制，亦曾就溫室氣體之減量、財源及適應等問題進行討論。
今後，綠色圓桌會議為期能有效達成綠色經濟及永續發展目標，將更進一步加強與國際組織間之合作，其中不但包括環境部門公共機關與民間企業間之合作，亦將擴大學生們之參與機會。
五、結論
韓國截至目前為止，雖尚未正式加入UNFCCC，但在可以開創新經濟成長動力之前提下，乃積極遵守氣候變遷之相關規範。
由於2021年P4G高峰會議，將包括如何因應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後之氣候變遷，以及透過與GGGI及GCF等之合作，擴大對開發中國家之援助，乃係韓國最大之推廣目標之一。
此外，韓國亦擬透過2021年之P4G高峰會議，將韓國領先之綠色技術廣為推介，以期擴大開拓韓國在環境及能源領域之國際市場，進而加速韓國環境產業之發展。
台灣因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之影響，目前亦尚未正式加入UNFCCC，惟曾於2017年11月，與10個非政府組織（NGO）以觀察員之身分參與COP23，藉由出席相關周邊會議、座談及擺設展攤等方式，向與會人士展現台灣致力對抗氣候變遷所做出之積極貢獻、成果與決心。並藉由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與發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性檢視報告」（VNR）等積極作為，獲得UNFCCC締約方多數國家對台灣之肯定與重視。
此外，2019年9月時任副總統之陳建仁，於接見德國波茨坦氣候變遷衝擊研究所（Potsdam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PIK）榮譽所長宣胡博（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時亦表示，台灣做為負責任之地球村成員，一直積極為世界盡一份心力，努力執行減緩氣候變遷之行動，並設立長期減量目標，為2050年排放量與2005年水準相比減少50%。
就溫室氣體排放、地球溫暖化而言，二氧化碳遠大於其他之溫室氣體，為造成地球暖化效應之主要「元兇」，因此，有效降低二氧化碳之排放，以利減少地球暖化現象，乃係當前全球共同努力之願景。
台灣與韓國就經濟發展模式及產業結構而言，頗有雷同之處，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堪稱工業發達之先進國家。
台、韓兩國目前雖均尚未正式加入UNFCCC，但在致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仍然設有各自努力之減量目標，倘雙方能再進一步就產業結構做策略性及技術性之轉型與調整，以期有效規劃及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當更能達到聯合國所倡導之永續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
韓國外交部
韓國環境部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韓國貿易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