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_Earth
【國際交流】「WTO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重點彙整(上)
日期:2015/08/27
作者:WTO及RTA中心 分析師群


《本期內容》
WTO秘書長Roberto Azevedo致詞全文
【場次一】WTO二十年來之成就、挑戰與杜哈回合
【場次二】後峇里計畫與第十屆部長會議

WTO秘書長Roberto Azevedo致詞全文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陳孟君分析師、李宜靜分析師

  各位貴賓與會人士大家好,很抱歉我今天無法親自參加這場研討會,但我非常高興各位可以參與這個活動共同慶祝WTO的20週年。另外,也預祝中華經濟研究院可以成功舉辦這場研討會。

  WTO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多邊貿易體制,它建立了全球貿易規則,今日會員已涵蓋98%的全球經貿活動,彰顯出這個架構對全球的經貿關係的重要性。WTO建立全球貿易規則的價值,很明顯的反應出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在30年代華爾街崩盤之後,政府一度採用嚴格的法規管制,但太嚴格的法規管制卻導致全球貿易的縮減。但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各國不再重蹈覆轍,因為政府明白過於嚴格的法規管制與不當政策,反而會對貿易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

  WTO也提供一個平台,讓會員可以監督貿易規則之實踐,以確保協定獲得尊重。當大家有爭議時,WTO也提供對話機制,通常爭議都可以透過對話機制並且以互信的方式得到解決。倘若無法解決,WTO也提供爭端解決機制。過去20年來,WTO差不多解決了500多個貿易爭端案件,讓WTO會員可以異中求同。

  除此之外,我們也支持開發中經濟體參與WTO貿易體制。WTO是唯一的可使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公平參與全球貿易議題討論的平台。過去20年來,有34個新會員成功加入WTO,大部分為開發中與低度開發的國家,後續還有許多國家將要入會。這麼多國家相繼入會,代表對WTO體制有相當信心。我們無法想像若沒有WTO多邊貿易體制,對全球貿易將會是多重大的影響。

  自臺灣(中華臺北)在2002年加入WTO後貿易表現良好,而且一向積極參與WTO談判。中華臺北現在的貨品貿易排名為前20名,而商業服務排名則為前30名,成績顯著,而我相信中華臺北在將來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WTO的優先重點之一,就是必須要有實質的談判進展,並快速地提出談判成果。近年來,我們也採取了一系列的重要行動,其中一項進程,就是峇里套案的達成,而我們也感謝中華臺北在峇里套案談判扮演的重要角色。峇里套案包含一系列不同的決議,其中包含了農業談判進程、開發中國家援助及貿易便捷化等議題。目前,這些議題談判乃齊頭並進,議題的實踐將會對全球貿易帶來重要的影響,光是貿易便捷化協定就可為全球經濟挹注1兆美元、並創造許多就業機會。目前各會員針對貿易便捷化協定進行國內批准程序中,我們也希望中華臺北可以趕快完成批准,以加速協定的生效實施(編按:我國立法院已於2015年5月批准該協定)。在經濟影響議題方面,峇里套案為杜哈回合談判注入新的動能,我們非常期待今(2015)年年底第10次部長會議(the 10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0)能夠有令人振奮的進展。

  今年年底將在奈洛比舉行的MC10,也是WTO第一次在非洲國家舉辦部長會議。今年我們希望就許多議題展開討論,例如農業、工業產品與服務業等議題。然而,各會員間就某些議題的立場仍有歧見,我們希望大家針對意見不同的地方加強溝通。奈洛比會議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因為奈洛比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目標。今年7月底,我們也受到相當大的鼓舞,因為許多會員包括中華臺北在內,共同奠定了擴大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I, ITA II)談判的成功。ITA II的談判成功是WTO這18年來首次重大關稅減讓,其削減了201項ITA產品關稅,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成果。ITA II擴大涵蓋的資訊科技產品,每年的貿易總值將高達1.3兆美元左右,這麼大的降稅幅度影響相當深遠,除了消費者將可以較低價格購買產品外,亦可帶動就業機會及GDP的成長。ITA II協定的談成是重大的突破,我們也看到,會員在協商談判的過程中,其實已經準備好採取積極的方式,並保有一定彈性空間,這也意味著原來我們可以有更多政治上的承諾來推動WTO的進展。ITA II的成就起了帶頭作用,讓其他協定有推進的希望。未來幾個月將是關鍵期,因此,我在此呼籲各位在每一個領域都應該繼續努力,希望在年底的奈洛比部長會議中我們可以有實質的談判進展。在此感謝各位,並預祝大會成功。

【場次一】WTO二十年來之成就、挑戰與杜哈回合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林長慶分析師、王煜翔分析師

  本場次主持人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兩位主講人分別為澳洲ITS顧問公司總裁,前任澳洲駐GATT大使以及GATT主席Alan OXLEY大使,以及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王新奎總裁。兩位與談人則為印度WTO研究中心Abhijit DAS主任,以及前駐WTO常任代表林義夫大使。

一、澳洲ITS顧問公司總裁Alan OXLEY大使

  Alan OXLEY大使以過去曾在WTO的經驗,橫跨GATT時代的烏拉圭回合及WTO成立後的杜哈回合談判,其以「WTO二十週年,WTO全球治理之再強化」為題,說明WTO成立以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之發展趨勢,以及WTO所面臨的各項挑戰。

  OXLEY大使首先回顧了WTO在烏拉圭回合時期所達成的重要成果,包括:建立會員貿易政策檢討機制、納入服務貿易規則、擴充GATT貿易規則、消除紡織品與農產品之貿易障礙、規範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與技術性貿易障礙之實施、樹立反傾銷、平衡稅以及補貼措施之實施規則等。然而,烏拉圭回合時期確實也留下了一些尚待完成的工作,留待下一回合談判繼續處理,例如服務貿易協定下之規則尚有擴充的空間、市場進入承諾不夠開放,以及其它農業貿易障礙仍待消除等議題。

  OXLEY大使指出,WTO會員在2001年杜哈回合重啟貿易談判的初衷,就是要重振WTO多邊貿易體系之威信。雖然WTO進入杜哈回合談判以來,各項議題的談判進展始終遲滯不前,但我們經常忽略掉在杜哈回合初始之時,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加入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發展,此一進程對於全球經濟貿易發展之影響相當地關鍵。另一方面,在杜哈回合談判遭受挫折之後,雙邊與區域經濟協議的蓬勃發展更加深了對WTO多邊貿易體系威信之威脅,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在不同的雙邊與區域經濟協議中發現,這類經貿自由化協議持續地在各項貿易議題方面援引WTO規範與標準,諸如:服務貿易、智慧財產權等,顯示WTO在確立貿易規則方面仍有相當程度之重要性。

  近年間各個巨型FTA的出現,如: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以及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等,這些巨型FTA可能對服務貿易與投資樹立新的貿易規範與標準,進而成為驅動國際貿易市場的新動力。對此,OXLEY大使認為服務貿易與投資活動在全球貿易體系下之重要性日漸增加,特別是在關稅所構成的貿易障礙逐漸消除後,有助於促使服務貿易與投資活動在全球價值鏈中發展出更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因此,如何消除服務貿易障礙此一議題在未來的全球貿易體系下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若是WTO無法繼續主導服務貿易開放與貿易規則,其將逐漸喪失主導此一新興發展趨勢之影響力。觀察巨型FTA之發展,巨型FTA對於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具有相當程度之重要影響,此一發展對於WTO多邊貿易體系之威信,當然構成一項不可忽視之威脅。

  面對如何重振WTO多邊貿易體系威信之問題,OXLEY大使認為,目前WTO應積極從下列三個方面著手,包括:提升會員貿易自由化的企圖心、調和各會員間之利益及降低援助計畫之力道。特別是目前還有許多國家並未積極參與各項市場開放之談判,包括其中僅有50個會員實際參與了服務貿易談判,而這些國家所能代表的服務貿易數值約占全球服務貿易的75%。對此,OXLEY大使認為,WTO應該注意到其他國家市場開放的利益,是否與主要經濟體的核心利益大不相同,以及WTO應該如何調和會員之間大不相同的開放利益,未來WTO談判才能夠順利進行。

  觀察近期WTO在貿易便捷化協定、擴大資訊科技協定(ITA II)之重要進展,顯示WTO已確實重拾了一些談判動能,也因為如此,我們看到許多會員都非常期待今年第MC10的召開,期待WTO能夠達成更重要的談判成果,展現其在多邊貿易體系之重要地位。

二、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王新奎總裁

  曾擔任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校長的王新奎總裁首先說明了WTO對於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之重要意涵,WTO為全球貿易自由化提供了穩定、可預測的規則基礎。WTO所架構的出來的談判路徑圖、貿易政策檢討機制、爭端解決機制、貿易障礙監督機制等運作環節,對於全球經濟與貿易成長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王新奎總裁觀察WTO成立20年以來,全球經濟所發生的變化,認為過去這段期間,全球經濟所發生的重要變動主要表現在下列四個方面:

  1. 全球價值鏈加速在北美、歐洲以及東亞三大貿易區域之間進行連結,使得貨品貿易、投資貿易和投資活動趨於緊密,而形成一個融合的整體,並且不斷地與網路平台上之數位服務產品貿易進行結合;

  2. 有越來越多的開發中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體系,特別是以金磚五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出現,使全球經濟與貿易力量比重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些經濟體同時是經全球化的被動受益者,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3. 建構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平臺逐漸發生位移,從過去傳統的WTO談判場域移轉到區域性巨型FTA的談判場域,而這些巨型FTA談判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以及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等;

  4. 在全球價值鏈發展背景下,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利益必須取得協調,特別是傳統上主導全球價值鏈的已開發國家、作為全球價值鏈不可或缺參與者的新興經濟體,以及尚處於全球價值鏈邊緣地位的其它開發中國家,此間各方利益必須加以調和,更凸顯了WTO作為多邊貿易體系協調角色之重要性。

  有鑑於杜哈回合以來全球經濟情勢已經產生了劇烈的變化,過去杜哈回合所確立的談判議題已經難以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新趨勢,對此,王新奎總裁建議應該盡快以合適的方式結束杜哈回合談判,讓WTO各會員國騰出時間與空間處理新的投資與貿易規則議題,使相關議題重新回歸到WTO全球貿易體系的軌道上。

三、印度WTO研究中心Abhijit DAS主任(與談)


  印度WTO研究中心Abhijit DAS主任認為,有關成衣紡織品的關稅下降為烏拉圭回合之談判成果,之所以在1996年後關稅又上升,係因各國相繼違反GATT之規定提出貿易保護措施之故。因此,若要解決這些問題,開發中國家就必須達成共識,去除相關的保護措施,以及達成有關服務貿易與智慧財產權協定。但很可惜的是,目前這些協定都未能達成,原因是只要有一個國家不同意,談判即無法成功,如此的結果就會使市場與貿易會受到扭曲。

  另一重點是,應將貿易談判拉回WTO多邊體系,即便是現行的區域貿易協定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此盛行,最後仍應回歸至WTO的多邊體系之中,所以WTO的重要性將持續存在。WTO對於開發中國家(如印度)是否應停止援助專案一事,DAS主任認為由於印度受惠於WTO許多關於人才訓練的相關援助計畫,使印度可進行能力建構,並融入全球貿易體制中,也讓印度可以對外進行市場開放,因此印度對此做法非常肯定,且也是WTO之重要成效。

  此外,有關全球價值鏈問題,現在各國都想到融入全球價值鏈中,但並不是每一國家都有辦法整合進全球價值鏈中,因這些國家並無多邊貿易相關之體制。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過去報告顯示,從國內投資和基礎建設所帶來的效果,是貿易帶來效果的三倍,所以像印度這種尚未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國家,更需要重視的並非是關稅或貿易,而是整體國內投資商業環境或物流相關基礎建設等,因此若是這些議題無法解決,也會使這些開發中國家更加無法融入全球價值鏈中,這並非是一件好事。

  最後,雖然有不少國家從全球價值鏈中獲得益處,但須瞭解其所得分配之情況。目前看來,全球價值鏈中產出的所得大多不是製造業,而是其他業別,而現行開發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都是由製造業開始,而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所產出的所得又很低,因此未來若是要進行談判全球貿易規則時,應要瞭解全球價值鏈中所得分配不均對製造業所帶來的影響,否則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都僅能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得極少的利益。

四、前駐WTO常任代表林義夫大使(與談)

  由於WTO杜哈回合談判仍未完成,因此可能被現行的區域貿易協定,如TPP、RCEP等所取代,因此WTO此時應扮演一個穩定且可預期的貿易制度之角色,同時也要包括全球價值鏈和投資進入的討論範圍。數位服務產業未來也應納入服務貿易的談判領域,這些都是全球價值鏈中重要的談判議題。

  此外,在重振WTO的重要性與權威性方面,提出三點供參。首先,應考慮杜哈回合的談判問題,是否能重啓生機、或是應考量其他替代方案,WTO是會員所驅動之組織,須視會員的態度而定。是故,WTO會員應積極推動峇里套案後續相關之工作,對於詳細內容與規範加以定義,以利推動杜哈發展議程。所以MC10是關鍵,若無法達成共識,可能要檢討杜哈發展議程內容是否太多,考量其他替代方案,如複邊談判或是以部門別等小範圍談判。建議WTO會員應將資源和能量由複邊或雙邊轉為多邊談判,才能有所進展。

  其次,WTO爭端解決機制功能與規則甚為詳盡,對於全球經濟的發展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第三,則是建議推動WTO中水平監管之機制。過去該機制發揮的很好,在全球金融海嘯時並沒有讓各國的保護主義死灰復燃,因此若是ITA、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 TiSA)、環境商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 EGA)等都能順利達成,這是顯示WTO有能力向全世界提出重要的貿易談判成果。

  最後,有關WTO決策過程方面,由於是採共識決,所以會員談判時非常困難,因此小型會議(green room)非常重要;但這已是過去的談判模式,未來針對此部分應改革,提出更有效率的談判模式。此外,在關鍵多數方面,若會員同意此一概念,應須討論其定義,且應包括是否足夠數量的會員同意某一議題(例如可能是85%或是90%等),抑或是成立一個由各會員組成之理事會,提供WTO有效的決策流程等,才是一套有系統的想法。

五、問題與討論

問題:有關杜哈發展議題中,若是要終止援助計畫,即不納入發展議題,如此WTO多邊談判未來應如何走下去?

回答:OXLEY大使回應說明,由於目前WTO會員無法協商,即談判大都處於停滯狀態,貿易協商本是在協助開發中國家,WTO應致力於貿易談判之議題,這些是對開發中國家最有利之談判,而發展之援助計畫應可由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來處理。

問題:有關全球價值鏈方面,可以看到的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的整合,抑或是投資、智慧財產權等,都有融入全球價值鏈中,未來這些議題的談判與全球價值鏈之關連性為何?

回答:王新奎總裁回應說明,此將會涉及海關總量之統計問題,若無精細的統計數據,要進行談判有其難度。因此全球貿易數據庫的研究與海關統計的結合非常重要,如此才能使談判與全球價值鏈結合。OXLEY大使回應說明,服務業日趨重要,目前OECD有統計服務業相關的數據,現在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也開始進行服務業統計,以澳洲來看,雖然多是礦產出口,但其中卻有30%出口是服務業。無論是杜哈回合談判或是TISA談判,各會員都積極進行,顯示服務業在全球經濟體中之重要性。DAS主任回應說明,要在全球價值鏈下進行談判,建議以下兩點:一是建立談判工作小組,專門負責全球價值鏈之補貼、投資、服務及競爭政策等;二是分項逐一談判,每一議題成立專責小組,負責連結該議題與全球價值鏈之關係。

問題:由於全球價值鏈會造成貧富不均之情況,在WTO是否有相關機制來予以處理此情況?

回答:DAS主任回應說明,目前WTO無法處理全球價值鏈會造成貧富不均之情況,而貧富不均之情況會持續下去。王新奎總裁回應說明,雖然WTO無法處理貧富不均之情況,但更重要的是要先使開發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中,來提升本身在全球經濟之角色。林義夫大使回應說明,WTO係無此功能,但要儘量協助開發中國家來融入全球經濟,以解決貧富不均之問題。

問題:印度在2008年由於特別防衛機制(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SSM)無法達成共識,而使杜哈發展議程破裂,是否提高關稅就能解決問題?而開發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是否有貢獻?此外,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很多都是名目性的削減關稅,不像臺灣是實質且無緩衝期的削減關稅,如此在那麼高的關稅下要怎麼整合多邊貿易體系中?

回答:DAS主任回應說明,2008年談判的失敗,不只是SSM議題無法達成共識,而應是棉花補貼無法達共識,因而使其他議題延宕,所以建議WTO要有彈性地對待新興國家,使其有適度的農業補貼。對於開發中國家未來若真的整合進全球價值鏈中,雖然出口的都是農產品居多,但應去思考是否真的對農民具有利益。最後,有關開發中國家名目性的削減關稅問題,試想若是印度實質減讓農產品關稅,對印度農產品影響一定很大,而在下次談判時,印度要求其他會員實質減讓關稅或減少補貼,其他會員會照做嗎?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問題:有關MC10方面,對於此次部長會議之結果與看法為何?

回答:因目前WTO會員的基本態度仍沒有什麼改變,所以並不會特別期待MC10會有重大之成果。



【場次二】後峇里計畫與第十屆部長會議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許裕佳分析師、陳逸潔分析師

  本場次主持人為中經院WTO及RTA中心李淳副執行長。李淳副執行長表示,WTO在今年底將召開MC10,而「後峇里工作計畫」於今年7月底仍無法完成,對於後續發展情形,在奈洛比部長會議是否取得些許成果,以及WTO作為全球貿易圭臬之地位有何影響等,皆在此場次中分析與討論。

  此場次共有兩位專家與兩位與談人。兩位專家分別為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Jin Kyo SUH副院長,以及印度WTO研究中心Abhijit DAS主任。兩位與談人則為澳洲ITS顧問公司總裁Alan OXLEY大使,以及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王新奎總裁。

一、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Jin Kyo SUH副院長

  WTO杜哈回合談判進度相當遲緩,某些學者認為主要係因各國歧見過大所致,而另有學者則認為是會員缺乏政治決心。SUH副院長認為,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間對於「2008年減讓模式修正草案」之歧見與立場差異,是導致目前談判僵局的重要原因。舉例來說,已開發國家希望所有的會員都遵循完全互惠原則,亦即大型新興開發中國家應進一步做出承諾。同時,已開發國家也希望開發中國家享有的特殊及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 Treatment, S&D)應當進一步削減;另一方面,由於2008年草案給予開發中國家在降稅方面享有優惠彈性待遇,故開發中會員希望談判能以2008年草案做為降稅根據。如果無法拉近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距離,MC10恐難有實質成效。

  SUH表示,要使MC10取得實質成效,有幾個重要前提。首先,著重農業補貼相關議題,歐盟、中國大陸和印度等國在削減整體農業扭曲貿易的總補貼都已降低非常多(50%以下),但美國扭曲貿易境內總支持(Overall Trade-Distorting Domestic Support, OTDS)補貼比例約占83%,此意味著美國若要再進一步降低OTDS可能會非常困難,故不希望根據2008年草案進行減讓,而是希望開發中國家也大幅削減農業補貼,且應是實質的降低,而非僅名目上或政策上的削減。

  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農業市場進入議題,若比較2008年農業第四版草案分段降稅公式(Tiered Formula),以及源自烏拉圭回合的平均削減法(Average Tariff Cut)之異同,可發現無論是採用分段降稅公式或平均削減法,已開發會員的降稅幅度平均約為60%,開發中會員則約為40%。然而問題就藏在細節中,因為根據2008年農業第四版草案的減讓模式,降稅的彈性非常大,而且只有開發中會員可以享有。目前的問題是該如何把這種降稅彈性融入在新的平均削減法之中?SUH副院長認為,設立一個最低的降稅幅度是非常關鍵的做法,且對於開發中會員相當重要。如果會員在此一議題上無法相互妥協,則預期MC10將無法達成實質的共識。

  另外在非農產品市場進入(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NAMA)方面,也面臨同樣的狀況。NAMA係根據2008年草案採瑞士公式降稅,但已開發和開發中會員適用係數不同。舉例來說,開發中會員如果係數是20的話,大概有6.5%的稅則項目可以不用降稅,亦即開發中會員享有相當彈性。SUH指出,如何在平均削減法中成功地反映這些彈性,這個最低限度的降稅設定將是開發中和已開發會員能否達成協定的重要關鍵。

  此外,由於WTO部長會議奈將首度在非洲奈洛比召開,所以大部分會員都更關注發展議題。例如給予低度開發國家免關稅及免配額(Duty-Free Quota-Free, DFQF)待遇、西非國家關切的棉花議題,以及廢除農業出口補貼的議題。SUH認為,已開發國家如何成功把這些發展的元素整合到奈洛比套案中,將關係到MC10能否取得實質成果。

  展望未來,MC10後,TPP、RCE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超大型的FTA(Mega FTAs)將遍布全球,我們必須承認這類超大型FTA對於全球貿易確實有其影響。SUH指出,超大型的FTA在開放特定產業市場時有他的好處,如服務業開放透過此方式較為容易。另外,這些超大型的FTA包含新的議題,如勞工、環境。惟值得注意是,這些超大型的FTA都是由已開發國家所主導,究竟韓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能否同樣從中獲益,仍值得密切觀察注意。

  SUH認為,WTO和超大型的FTA將來會共存一段時間,然而,若目前WTO面對的問題在可見的未來依舊無法解決的話,最後可能只剩下一小部分的開發中國家參與,而已開發國家則會轉向推動超大型FTA。不過,SUH指出,WTO與超大型FTA經由各自的提升改善,最終或許亦可整合成為一個新的全球貿易組織。最後,SUH表示,第九屆峇里島部長會議展現出WTO仍是一個相當好的多邊貿易機制及合作平台,希望第十屆奈洛比部長會議也能夠扮演同樣的角色!

二、印度WTO研究中心 Abhijit DAS主任


  2014年11月WTO總理事會議中,會員認同「後峇里工作計畫」應以落實峇里部長會議各項決議為優先,並於2015年7月完成,惟貿易談判委員會錯失7月31日的期限,未能完成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之詳盡工作藍圖。目前秘書長非常努力希望趕在9月之前能完成「後峇里工作計畫」,然值得注意的是究竟工作計畫會以何種形式呈現,會是條列式?載明細節談判模式?挑重要議題來談?未涵蓋在工作計畫表中的議題如何處理?

  DAS指出,從今年1月開始WTO會員談判氣氛有所改變,從原先針對剩下的DDA議題做討論,轉變為重新定義峇里島決議,並改採比較可行且實際的做法。根據媒體報導,有些國家認為如果處理農業補貼很困難的話可先擱置,先完成簡單的部分。然而若挑簡單的做,將可能導致會員談判企圖心降低,不過究竟是與何相比算是降低?另外降低設定目標是否隱含著有一種選擇性的降低?WTO會員間對於未來談判該如何繼續下去仍有很大的歧見,有一群會員主張應以農業第四版和NAMA第三版草案作為未來談判的基礎;另有會員則認為前述草案中的談判模式不重要且可拋棄;有國家甚至認為應當回去看杜哈第一次部長會議宣言。DAS表示,WTO一向重視務實、穩定、維持多邊貿易的安全性,倘若把2001~2008年之間的成果通通拋棄,那大家對於未來的談判還能抱持什麼希望呢?然而農業第四版草案和NAMA第三版草案仍有許多缺點,例如農業第四版S&D的條文雖著墨不少,但多是為已開發會員量身定做。另外,農業談判的架構係市場進入、境內支持及出口競爭三大主軸同時進行,但實際上會員討論多著重在境內支持,許多會員感到無所適從。

  此外,過去3個月WTO會員嘗試了一些新方法,無論是農業或NAMA都有新的想法出現,惟不太成功,無法獲廣泛支持。DAS指出,已開發會員認為已盡力嘗試各種方式,如果DDA仍無法有所進展,可改以其他途徑進行談判,如TTIP、TPP和TiSA等。不過,DAS相信WTO絕對都不會出現「杜哈回合到奈洛比為止」這樣的結果。另一方面,開發中會員則強調發展議題係DDA談判之重點。

  DAS舉印度、歐盟、日本、瑞士、美國及巴西等國的經濟數據趨勢作比較與說明,從農業的經濟活動人口、每公頃的農業經濟活動人口、農業附加價值創造、GDP及人均GDP等觀察,除GDP和人均GDP差距有所縮小外,其它結果皆顯示印美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或情勢越來越惡化。因此,許多人認為世界局勢已大不相同,但實際上數據顯示世界的變化並非如想像一般有偌大差異。

  展望MC10,各會員多擔心會前準備工作不足,然而162個會員要達成共識實屬不易。DAS指出,若我們企圖在MC10達到實質成果,卻未能消除爭議所在的農業境內支持問題,則MC10很可能會失敗。不過,我們不應該把MC10當作是一種成敗的取決,而是將其視作是未來談判的墊腳石。DAS認為,第十屆部長會議內容可以有更多的元素,包括ITA II、貿易便捷化協定(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TFA)的核准、DFQF和低度開發國家的服務豁免、S&D議題、食物安全議題的永久解決方案等。同時,也許可以再針對農業和非農產品的市場進入、漁業補貼、棉花、生物多樣性等議題作討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可以注意智慧財產權協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與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的連結與討論,若在生物多樣性談判有所進展,不僅將會是MC10的重要成果,且也象徵WTO所有成員願意持續投入並協助非洲國家。但當然,MC10的優先要務仍是要完成杜哈回合談判之剩餘議題。

  至於在MC10後,相信大家依舊會有許多擔憂,例如杜哈回合會不會在MC10後就停滯不談?部分會員企圖加入更多談判議題是否為其希望維持僵局之戰術?開發中會員如果要把農業補貼削減議題納入「後奈洛比議程」,是不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後奈洛比議程若納入新議題,會採取怎樣的討論或談判模式?促進全球價值鏈貿易發展是否為啟動「21世紀議題」談判可行的方向?DAS表示,如果大家不尊重先前決議好的減讓模式草案,則部長會議的公信力和談判效果將受到質疑。故宜遵守談判的授權和決策,並尊重現有談判的減讓模式和草案以完成杜哈回合,否則WTO的談判功能將會削弱。

三、澳洲ITS顧問公司總裁 Alan OXLEY大使(與談)

澳洲ITS顧問公司總裁Alan OXLEY大使首先以今天的會議比擬WTO談判,指出若想達成協議,就得像現在這樣交換意見,進行討論。他表示由兩位講者的演說中可對目前談判情勢更加瞭解,我們也看到造成目前談判僵局的癥結點,但如同WTO秘書長早上的錄影談話,依舊期待能繼續推動及完成杜哈談判。先前有講者提到農業補貼削減問題,其實已開發會員對此議題的看法各不相同,美國在削減上或許有一定難度,但並非完全不願意削減,而是希望能有對等的情形;澳洲、紐西蘭是支持大幅削減的,而中國大陸也與澳紐洽簽FTA,故中國大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為自由化做準備。另外,認為不能單純以開發中、已開發會員來概括分類,此將使會員意見看似完全分成兩派立場,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許多開發中會員亦支持大幅削減補貼,而非洲國家基本上都沒有參與相關談判與討論,故其認為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立場對立並不如想像的大。OXLEY大使認為除了杜哈談判議題外,還有許多議題也相當重要,像是生物多樣性、安全議題等等,這些議題在香港部長會議時已有提及,但目前仍未著手。雖然我們目前還不確定杜哈談判該如何處理,且大家的看法亦可能不盡相同,但維繫WTO的信譽、公正性應是我們應持續捍衛的。目前WTO面臨巨型FTA的挑戰,而在全球化下製造業的全球供應鏈也早已成形,WTO若在杜哈談判上再度失敗,則其他巨型FTA不會等待,故期待WTO會員還是能解決目前談判問題。

四、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王新奎總裁(與談)


  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王新奎總裁對MC10的前景仍是相對客觀,認為目前僵局乃是缺少政治決定所致。他認為,目前巨型FTA的出現,就是大國政治意願的表現。全球貿易由三大板塊組成,北美、歐洲、東亞。2008全球金融危機,便是這三大板塊的失衡造成,其結果表現在貿易、金融、投資上,故目前三大板塊要建立一個新的平衡,東亞的製造價值鏈需要調整,東亞和歐洲、歐盟和北美也要重新界定,也因此各經濟體的主要領導把關注度放在TPP/RCEP上也是必然趨勢。故目前各國對WTO關注度的下降,就是指政治關注度的下降。王總裁以上海WTO中心為例,其表示WTO最初幾年,每年都到WTO舉行一次公共論壇,單一場次40分鐘,第一年有200人出席,但之後各年參與人數持續下降,現在已經不舉辦了。由此一經驗,就可驗證大家對WTO關注度大幅降低。

  即便如此,王總裁認為WTO各會員部長一定會把此一問題往後延,也不會部長會議上宣告WTO杜哈談判失敗。先前DAS主任提到,杜哈談判不能只談一部份其他擱置不談,但他認為仍應盡可能地先將可完成的部分加以實踐。他提到杜哈談判已經談了10多年,隨著時間越久,新議題會越來越多,舊議題更加談不完。王總裁在最後表示,杜哈談判考驗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期盼見到政治力的展現,使談判突破僵局。

五、問題與討論

問題:我國前駐WTO副代表魏可銘公使表示,WTO每年都在說機會之窗,但似乎是一扇窗關了就再開另一扇窗,卻遲遲找不到門。魏公使表示認同王總裁說的,可以解決的杜哈議題應該先解決。他認為年底前後峇里工作計畫應不會有實質進展,但至少要提出後續談判期程,因為已開發、開發中會員,以及各產業間等的平衡問題,是相當難以解決,以農業談判為例,如同王總裁所說,農業應該選能做的、簡單的先做,成熟的議題也可以先著手進行。最後他問DAS主任要談哪些平衡議題,才能使談判有進展?另外,一會與會者提問,近日華為、百度聯手在北京大學要提出智能機器人的計畫,而WTO剛結束了ITA II談判。這種智能機器人是新一代的技術格局,是否有被涵蓋在WTO ITA II中?

回答:

  DAS主任首先表示,他很希望能回答魏公使的問題,但他沒辦法回答。DAS主說如果MC10在發展、棉花、糧食安全這些問題上若能找到解決辦法的話,那麼農業與NAMA談判應該也會有進展;而境內支持議題若能削減一些補貼,應該也可以被通過。但這些應視為早期收穫,其他未處理的議題在後續仍應繼續處理。

  SUH副院長表示對於MC10大家應回歸務實,亦即要能妥協,美國必須要妥協、中國大陸也要能妥協。什麼是務實的妥協?就是美國與中國大陸都能有一點獲利,有一點讓步,這樣談判才可能繼續下去。以境內支持來看,美國立場相當艱困,故開發中會員應讓美國有喘息緩衝空間,美國也可以提供彈性給開發中會員。用此一精神,在所有議題找出一些妥協空間,像是農工降稅公式,就目前看來,都是有些可以妥協的空間。近期TFA、TiSA也是這樣方可成功。但SUH副院長認為奈洛比部長會議應不會有大型協議出現,但可能有小套案的成果。關鍵仍在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只要他們能妥協,才能使奈洛比成為歷史上重啟杜哈談判的里程碑。

  王新奎總裁回應表示,機器人問題似乎與WTO無關,但與ITA有關。他表示目前許多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FTA的內容幾乎是美國在主導,是美國在重構貿易規則,美國有競爭力的產業是服務業,特別是資訊服務業,故美國已積極要建構與他相關的貿易規則,像是數據產品、互聯網的切入是很重要的。美國認為亞洲製造鏈的興起是對其的一大挑戰,尤其美國認為這樣的發展並不平衡,這些不平衡是因開發中國家在環境、智財、勞工等上有不公平的競爭,故這些議題被納入美國想重構的貿易規則中。美國積極推動複邊談判如ITA II,它涵蓋的大多數是中間產品降為零關稅。華為可從中獲利最多,是最支持中國大陸參與ITA的企業主。在美國重構貿易規則的過程中,開發中國家又該如何?他們一定要在重構過程取得發言權。因此這些開發中國家也不應該把重心放在杜哈談判這些老議題上,而是應該把杜哈談判當作是籌碼,以使開發中國家能參與這些貿易規則的重構過程。

  OXLEY大使簡單回應在美國大選前可能會有時間進一步就降稅、補貼削減等議題進行談判,但也可能選擇不繼續談判,故MC10會有何成果,恐怕還是得看WTO秘書長如何推動了。

  主席最後表示,今天的討論可知大家對WTO談判的未來都不確定,但相信還是會繼續努力。目前TPP、RCEP都快談完了,預期2017、18年之際全球環境可能會有所不同,屆時可能會是杜哈談判重啟的好時機。


下期待續
【場次三】臺灣與WTO:從新生到積極参與者
【綜合座談】WTO的未來:如何從區域整合重回多邊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