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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2019年WTO及RTA國際研討會:美中經貿變局對主要經貿夥伴之衝擊與因應(下)
日期:2019/11/14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黃英傑 輔佐研究員、余飛槿 輔佐研究員、吳欣慈 輔佐研究員
文件編號:WTOepaper670
  美中貿易戰自2018年延燒迄今,牽涉廣泛,雙方雖有初步協議,諸多領域已成長期對抗之趨勢。此間,亞太國家均受波及,其中我國及日、韓貿易表現受到之影響最為直接,成為亞洲經濟成長之重大變數。同時,處於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在去年雖與美國及墨西哥完成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簽署,但仍受美國新經貿政策方向之影響。美、中為日、韓、加及臺灣最重要的經濟及科技夥伴,且貿易均為經濟成長之重要動能來源。面對美中經貿衝突多領域、長期化的發展趨勢下,各國雖然挑戰不同,但如何面對此一變局?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都有許多值得彼此借鏡相互學習之處。為增進社會大眾了解美中經貿變局下亞太國家之影響與因應,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特與臺灣服務業聯盟協會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加拿大、日、韓專家學者深入剖析,提供專業觀點與精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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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內容


【場次三】美中經貿變局對韓國之衝擊與因應

(紀錄:黃英傑輔佐研究員、余飛槿輔佐研究員)

  本研討會第三場次,特別邀請韓國國際經濟學會理事長崔炳鎰教授擔任講者。崔教授取得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後,任職韓國政府談判代表之一,係韓國電子通訊業的首席談判代表(1994-1997),目前於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任教至今。崔教授於2019年發表“The US-China trade war: Who will rule the world?”在國際間獲得高度重視;另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劉大年主任擔任與談者,一同探討美中貿易戰的現況與展望。

主講人:韓國國際經濟學會理事長/梨花女子大學 崔炳鎰教授

  受美中貿易戰的影響,我到世界各地作學術訪問及演講,這次的主題我將會把重點放在新常態(New Normal)的說明。舊常態(Old Normal)係指G-2(美國和中國大陸)兩強局面以及自由的國際秩序;新常態則有四個重要的特徵,分別是:第一,G-Zero,一個沒有領頭羊的局面;第二,崩解的自由貿易體系及國際秩序;第三,「security-trade nexus」,中國大陸不願意保障技術與投資領域的防火牆,且往往以國家安全遂行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第四,地緣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重要;第五,科技不再中立。舉例而言,香港的社會抗爭至今已超過6個月,街道巷弄皆布滿了監視器,而生產製造這些監視器的公司其股東正是中國大陸政府。稍後,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將這些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部分反應了美中關係的特徵,即是:中國大陸政府透過金錢、科技、政治力影響民間公司,但美國卻抱持著完全相反的價值觀。更進一步地說明兩者的對抗與分歧並不只是貿易戰,更是價值觀的兩相衝突。

  價值的衝突還有很多事例,如NBA火箭隊總經理發表支持香港抗爭的言論風波;美、日、韓等國的航空公司被中國大陸強迫改變飛行據點的顯示方式-中國臺北;中國大陸為抗議薩德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韓國的樂天超市在中國大陸被抵制、清算;音樂藝術及樂團在中國大陸巡迴表演被取消。這些事例再再顯示美中的衝突已經步入新常態。

  過去20年臺、日、韓公司到中國大陸投資,但中國大陸用國家安全當作藉口恣意妄為,逕自將國家安全和貿易擅作連結。中國大陸政府的價值觀和世界的價值觀亦不同,這使得臺、日、韓公司都無法再投資。即便川普未能成功連任,新常態都將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們必須面對此一新常態,否則將被邊緣化並與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相脫鉤。過往,「中國工廠」(Factory China)模式能為三方帶來三贏的模式,韓國、日本、臺灣接單並由中國大陸生產製造,隨後將產品出口至美國、歐盟的市場。目前,北美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為價值鏈之主軸,歐盟亦存在著既有的價值鏈,唯獨亞洲並沒有獨有的價值鏈,且東北亞各國對制度的維繫力量較弱,這使得地緣政治的風險越來越高。

  1999年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批准同意讓中國大陸加入WTO,認為中國大陸會學習並參與(engage)全球貿易系統,既有的政治結構將會被改變進而走向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多年來,儘管中國大陸政府的行為模式有著些許的改變,但中國大陸政府的根本思維仍未有所變化,特別是國家補貼的制度,更是大幅違反WTO規範、智慧財產權規定等,這對美國而言即是不公平貿易。儘管當今的美國政府認為讓中國大陸加入WTO是個錯誤的決策,但我認為WTO應更加關注美中之間的狀況,美國政府的心態往往是抱持著單邊主義的思維與各國談判(歐、日、韓等國),可是中國大陸卻無法接受(如數位貿易的談判、避免數據在地化的主張等),更進一步地來說,未來貿易體系會成為中國大陸、美國的兩極體系,WTO 2.0由是而生。

  此外,中國大陸政府亦希望提升貿易的「質量」,而非如過往僅重視「數量」。以「中國製造2025」為例,旨在增加中國大陸產品在日本市場的市佔率,但我認為前景並不樂觀。與此同時,最大受害者反而是韓國,以電動車的電池為例,中國大陸是韓國最大的電動車電池市場,知名大廠如LG、SK和三星都在中國大陸有大規模工廠,但生產的電池卻都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不被中國大陸市場接受。短期而言,在中國大陸投資須顧慮許多因素,如習近平與黨的權力集中、國進民退、自由空間緊縮、黨對軍隊的指揮等,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相當強硬。目前國際社會都在看中國大陸政府的下一步,觀望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及其銳實力的展現。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大陸政府往往透過地緣政治與經濟手段遂行特定的政治目的。

  美國啟用232條款對付同盟國,日、韓、歐盟出口至美國的鋼鐵,都要加徵關稅,這是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但我不認為川普未來仍會繼續保持這樣的立場。韓國的國家安全要依賴美國,但貿易部分可以仰賴中國大陸,這是韓國「安美親中」的策略,目前尚稱可行。但有部分韓國學者認為「安美親中」的策略無法長久,跟其他鄰國相比,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更高,未來可能會受到更大的衝擊。而美國加徵關稅的衝擊,反而是次要影響而非主要影響。概括地來說,韓國出口到中國大陸的貨品是成品,韓國公司到中國大陸投資或合資公司,60%的產品係於中國大陸當地進行銷售,35%則出口回韓國,但對美國的出口只佔5%,對貿易而言影響不大。真正重要的是文在寅政府的貿易政策,以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FTA)。

  KORUS在2013年生效,2017年要做每6年1次的更新,韓國方面並不願意啟動談判,但川普威脅終止美韓貿易協定,迫使韓國重新協商。韓國最大的讓步是同意美國將原先KORUS中針對韓國卡車的25%關稅應在10年內逐步削減至零,修改為在30年內逐步削減至零,意即美國僅須於2041年以前逐步調降對韓國卡車之關稅,而美國則豁免韓國依232條款加徵之關稅。韓中FTA於2014年簽定,2015年生效,2015年韓中FTA第二階段的服務業談判,因韓、中緊張情勢所以沒有進展,因此政府轉向B計畫-與東協國家合作,展開與東協國家之談判、RCEP的談判,但RCEP的談判一再延期,尤其是美、日在電子商務談判的拖延,我認為RCEP最終不會非常成功。另外由日、加在美國退出後領導的CPTPP,韓國一直在觀望而未有行動,因政府相信加入CPTPP只會加深韓國對日本的依賴。

  在科技層面,華為手機從2015年僅5%的市佔率,不到5年的時間已躍升至第二名。韓國業界大多擔心華為會成為第二個薩德,因韓國已使用華為的5G系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警告同盟國不要使用華為系統,否則美國不會與之合作,但美國目前沒有採取實質行動,仍有待觀察。

  最後我想展望韓國的未來。韓國的研發具有創新能力,創新體系是強項,韓國如何利用創新體系在美中貿易戰中全身而退?要將創新能力商業化,韓國需要兩個合作夥伴: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兩個矽谷-加州矽谷及深圳矽谷,這兩個矽谷發展出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美國矽谷擁有高度科技能力,能從無到有創造,但因嚴格的隱私或人權法規,無法將之商業化,而深圳矽谷則擁有高度模仿力,在大規模測試新產品時,有能力與美國競爭,韓國企業如何在兩端立足,將會是關鍵。

與談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劉大年主任

  本場次與談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劉大年主任,專長為國際貿易投資與產業經濟,針對崔炳鎰教授演講之回應,內容摘要如下:

  崔教授重點放在美中貿易戰如何從舊常態轉換到新常態,我針對新常態部分補充說明。如崔教授所言,從G-2到G-Zero,我也相信即便川普未連任,現況也不會有所改變,因川普上任後政策已定調,美國2017年12月的國安調查報告中表明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均想挑戰美國的權力,並損害美國的國安及利益,美國國安局亦認為中國大陸是競爭對手而非合作夥伴。美國副總統彭斯(Michael Pence)也認為中國大陸利用違反自由公平貿易的政策與美國對抗,這些都能反映美、中在各個領域的衝突,包含貿易、教育、科技、金融、軍事和安全等很多議題。

  我的觀察是,美國和中國大陸將回到冷戰時代,如同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的關係。蘇聯當時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但蘇聯當時經濟實力並非最強大;1980年代中期美國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因當時日本是美國最大貿易順差國家,但日本GDP僅有美國的三分之一,然日本卻未影響美國國安,現在中國大陸不僅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其GDP更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新常態下,自由貿易體系及國際秩序的瓦解,像是川普不信任WTO體制,近期的WTO談判進展停滯不前,尤其是數位貿易領域,反觀美日FTA卻在數位貿易章節達成共識,更顯示WTO機制有衰退跡象。

  新常態亦改變全球價值鏈的改變,如崔教授所言,韓國對美、中依賴程度都高,但臺灣面對的挑戰或許更為艱鉅。韓國有5%產品出口至中國大陸組裝或加工,再出口到美國,同樣的情形臺灣卻是40%。對照美日FTA,若未來美中有達成協議或FTA,臺灣應更為擔憂。就我的觀察,韓國即便不加入CPTPP,其亦已與其中9個國家簽有FTA,但臺灣並非如此,臺灣即將面對供應鏈的改變,吾人應更關注臺灣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最後我想提到一點,在崔教授的簡報所未提及者,即匯率戰爭,早前人民幣升值至7,美國即指控中國大陸為匯率操縱國,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亦為吾人值得觀察的重點。

問題與交流時間:

問題:各國應如何減緩美中貿易戰在科技層面的衝擊,或管控研發領域或其他領域之風險?

崔教授回覆:重要的是科技和安全的連結,不是所有科技都會造成問題,我認為有兩項重點應完成,首先應建立國內對於安全敏感科技的制度,目前中國大陸併購科技公司,其他國家缺乏外資審查的機制防堵;其次是各國應組成聯盟,以公約或議定書的形式,全面處理系統性的風險,這麼做是為了因應非市場的國家,以及了解安全相關科技是哪些,以及可能的合作面向。

【綜合討論】

(紀錄:吳欣慈輔佐研究員)

問題一:新的NAFTA將會如何影響加拿大的經濟或企業?

Hughes教授回覆:新的NAFTA跟舊的其實很像,但有一些不同之處將對加拿大企業造成影響。其一,數位貿易章節,此新章節與CPTPP電子商務章節類似,但對加拿大的電子商務而言很重要,由於該章節規定數位產品的進出口是禁止加徵關稅,也不允許數據在地化以及資料跨境移轉。第二,中小企業章節,這一章節並沒有太多新的義務,主要規範中小企業的合作以及協助他們進入全球市場,由於中小企業對於國內的GDP大有貢獻,但並未實際加入國際貿易及多邊貿易,這一點必須有所改變。而前面提到NAFTA中的貨幣操控條款,規定簽署方不可透過貨幣操控來達到商業利益,也不可以去作競爭性的評估。而美國將此條款加入,並不是針對加拿大或墨西哥有貨幣操控問題,而是美國想在未來簽署的FTA中也納入此條款。

  此外,汽車原產地的規定對加拿大也很重要,因為加拿大與美國在汽車產業具有高度整合,新的NAFTA要求75%之汽車零組件須原產於北美地區,才能獲得優惠關稅待遇,而汽車中70%的鐵須來自北美地區,汽車整體價值的30%須由時薪16美元的勞工製造。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將生物藥品的保護期間延長至10年,這對加拿大的製藥產業也有很大影響。

  最後,良好法規作業實踐(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章節對加拿大企業而言也很重要,這是新的章節,它將改善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法規的相容性並促進生產。企業若要跨境貿易則須符合不同國家的法規要求,因此三國若在法規上有更多的合作及標準訂定,將對加拿大企業有很大的益處。

問題二:日本政府對中小企業採取哪些政策來因應美中貿易摩擦?

赤羽淳教授回覆:中小企業對日本產業非常重要,尤其是汽車業跟電子業。就電子業而言,為減少美中貿易摩擦的風險,許多公司採取「中國+1」戰略(China Plus One Policy),亦即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布局,例如越南,但中小企業並沒有足夠能力在多個國家進行投資。有些中小企業確實受到衝擊,有些甚至倒閉,不過有些中小企業運用科技優勢來面對美中貿易衝擊,他們主動改變自己的核心策略,例如:過去生產電子或汽車零件的廠商,現在把領域轉到新的產業,如機器人或航太相關產業,而這是我們要密切觀察的新趨勢。

問題三:韓國分別與中國大陸及美國簽署的FTA,可否幫助韓國避開美中貿易的負面影響?

崔炳鎰教授回覆:沒有幫助。儘管韓國與美國有FTA,但當我們面對川普總統時,仍被迫針對70%的條文重新談判,且韓國無法防範232條款,面對不顧WTO相關規定的國家對韓國來說非常棘手,美國可能根據232條款調查結果及其政治情勢,又決定對加拿大、韓國或日本動用232條款。所以儘管有FTA,韓國還是會擔心,因為當我在1990年談判時,西方國家諷刺亞洲國家簽約跟執行是兩回事,但他們也對我們做同樣的事。而面對中國大陸,儘管有中韓FTA,但當中有布局的相關條文,如果韓國拒絕與華為合作,則韓國可能會面臨報復。

問題四:請崔教授分析明年的全球經濟展望。

崔炳鎰教授回覆:明年存在許多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科技方面,明年是5G全面發展的一年,不知道有多少歐洲國家會與美國結盟,或是採用華為系統。而大選在即,川普可能會採取大膽的行動,即便美中貿易談判已完成第一階段,不過第二階段美國可能要求中國大陸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但我認為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輕易讓步。面對諸多不確定性,明年中國大陸的GDP可能低於6%、全球經濟也可能下跌1%,世事難料我們要做好準備。

問題五:製造業應該如何調整供應鏈布局?

陳添枝教授回覆:我認為這是未來10年至20年都要面臨的問題。我同意剛剛崔教授的說法,就是美中貿易衝突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儘管美中目前達到階段性協議,但雙方在科技及價值上存有歧見,特別是價值方面的衝突,包含社會如何在數位時代運作、政府在科技面的應用,這些都是中國大陸與其他地區的價值觀差異。

  而中國大陸的人口紅利也不再像過去明顯,中國大陸在未來的經濟成長一定也會趨緩,而中國大陸如今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以全球生產體系都必須隨之改變,美國貿易政策的改變也會影響供應鏈布局。

  而我認為另一個影響供應鏈結構變化的是新科技,特別是人工智慧,它可能採取小量生產並使生產地點離市場更近,過去由中國大陸主宰的世界工廠地位之後將會分化,並由東協、印度、巴基斯坦等還有年輕人口的地區接掌製造業的工作。因此我並不擔心公司重整供應鏈的問題,重整後產品的品質及價格依然是具競爭力,我們應該要擔心的是貿易戰跟持續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可能會讓世界經濟趨緩且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未來經濟成長率跟貿易量可能會呈現疲軟。在1990年代到大約2000年之間,每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大約5%至6%;現今每年大約2%或3%;明年可能只剩1%而已,全球的貿易量可能不到以前的一半,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成長源頭才能驅動全球經濟,而這個新的成長動力可能是在服務業,尤其是以數位方法進行交易的服務業,所以數位貿易將成為很重要的議題,我們需要某種規章來規範貿易行為,並且加強鼓勵更多這種類型的貿易活動,使其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問題六:請Hughes教授發表一下對貿易戰的想法。

Hughes教授回覆:首先,很高興聽到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獲得連任的消息,其實加拿大民眾一直很關注保守黨參選人是否比現任總理更有能力因應川普,儘管現任總理在面對川普時仍受到諸多批評,但在外交政策上比保守黨作得更好,然而不論是否對美中貿易戰是好事,我想目前杜魯道總理已經處理的不錯了,包含在重新談判的NAFTA中設法移除對汽車課徵232關稅的可能性,由於這對加拿大的企業非常重要,因此我認為在美中貿易戰這樣的情況下,讓杜魯道繼續就任是好的。

  此外,我也同意其他講者提到貿易戰沒有盡頭,我們認為這樣的貿易戰會持續下去,而這將對供應鏈有何影響?其實加拿大對美國的供應鏈有很高依賴度,所以對加拿大而言要改變不容易,當然兩國間的運輸比較便宜、做法也比較一致,而加拿大與美國間的供應鏈確實也在改變當中,不過對加拿大而言整合成本很高,特別是汽車業,所以實務上要改變並不容易。

問題七:請赤羽淳教授分析明年日本的經濟展望。

赤羽淳教授回覆:日本明年的經濟展望由以下兩個面向說明,首先,東京將在明年舉辦奧運,而這將為日本帶來觀光人潮,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然而今年10月日本消費稅從8%調漲至10%,對日本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不過整體而言,負面影響小於正面影響,因此明年也許我們可以樂觀期待日本的GDP成長。儘管最近一次受到消費稅調漲影響,經濟成長預估只有0.5%,趨於負面,不過明年這些負面影響將會消失,我個人預估明年的GDP成長可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