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美貿易戰已升級至彼此相互報復之提高關稅，然而雙方對川普（Donald Trump）訴求之公平貿易、國家安全、產業政策等，雖然在彼此已經多次磋商後仍無共識，以致相互提高關稅的對峙有可能長期存在。在雙方相互提高關稅之下，廠商進口成本提高，對消費者及使用進口原料再製成最終產品的業者不利，將削弱彼此的經濟成長力道，然而美國貿易官員回應，提高關稅將促使美商回流，期待消費者與進口商忍耐。相對於美加墨貿易談判已達成協議，其中特別制訂了將強化美加墨供應鏈關係條款，顯示川普政府貿易戰之目的似乎更期待能夠促使美商回流，以致將重塑亞太供應鏈關係。我國為高度向外導向的經濟體，在亞太供應鏈中有深度參與，若中美貿易戰持續對峙，再加上美國早在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時代即已啟動的吸引美商回流（reshoring）、鼓勵外商投資美國（select USA）等措施，對我國經貿是否有影響，相信是國人關心的課題。
全球化的產業分工，大致起始於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期，其中在亞太地區形成了最綿密與互惠互利的供應鏈體系。其過程主要是由於美國擁有技術及廣大市場之優勢，由美國的跨國企業展開對外投資、代工與採購開始，最終又以供應美國市場為主。由於美商掌握了供應鏈的兩端，居於供應鏈的總部。其次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大量投資，使得東亞國家成為供應原料、生產零組件與半成品的主要成員，其中臺灣、韓國由於較其他東亞國家技術水準略高，成為供應較高階零組件與半成品的重要成員；中國大陸則基於具有勞動力優勢而成為供應鏈中最終製造階段之加工組裝基地。如今，川普政府希望促成美商回流，則未來此種供應鏈關係可能改變，因此在供應鏈體系中的各國皆可能受到美國保護性措施影響。
不過亞太供應鏈關係之形成，亦有屬於東亞國家本身具備之條件與密切的分工合作，例如：中國大陸廉價之勞動力與對外開放，使其成為在全球中吸引到最多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開發中國家，以及成為世界工廠；其他周邊國家在提供零組件與半成品上則充分發揮了相對比較優勢之分散性分工，因而建立了綿密與互惠互利的供應鏈關係。由於此類屬於東亞國家之外在因素，非美國可以控制，以致將削弱川普政府保護性措施與重塑此供應鏈之可能程度，惟此類屬於東亞國家在供應鏈中所扮演之角色部分非本短文能夠涵蓋。本文主要檢視近來美國的保護措施對美商回流是否產生了影響，由於在歐巴馬政府時代，美國即採取了促進出口與再工業化政策，本文將針對過去以來美國對外投資之發展趨勢、近期美商在投資活動方面的改變、檢視造成此種改變的可能原因，以及目前川普政府的保護性措施，從而推測其未來對美商回流與亞太供應鏈之可能影響。
二、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製造業之外流
（一）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趨勢
美國為資本豐富、技術領先，同時擁有廣大國內消費市場的國家，過去二十多年，由於新興市場國家興起與其在勞動生產成本方面之優勢，對美國製造品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率，美商普遍的展開了利用國外廉價勞動力代工的境外投資與採購，因此離岸外包（offshoring）、代工與對外直接投資（FDI）一時蔚為風潮。
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商到海外的直接投資，或自美國流出的FDI為7,000億美元，至2001年成長一倍達1.4兆美元，到2007年再成長一倍達2.9兆美元，至2017年再較2007年成長一倍有餘（見圖1），達6兆美元，美商在海外創造的就業機會因而快速提高。同時期，進入美國的FDI雖然亦有成長，但始終不如自美國流出的FDI，例如：2017年流入美國的FDI為4兆美元，即當年從美國淨流出的FDI，達將近2兆美元。
在FDI持續淨流出多年之下，美國製造業占國內GDP的比重亦持續下降，從1995年占25%，到2016年已降至17.8%，再加上製造品進口之持續增加，使美國貿易赤字不斷擴大，又成為美國對外貿易失衡的主因。由於製造業外移顯示國內生產結構已變，但是一般民眾就業能力之調整需要時間，且從製造業轉業至服務業，通常薪資水準難以提高，故一般民眾薪資所得長期停滯，所得分配惡化，形成民怨。由於製造業外移、貿易赤字、就業市場之結構調整與所得分配惡化同時成為存在於美國經濟的問題，從而助長保護主義興起，並訴求政府應加強對國內相關產業之保護，美國產業政策主管單位在近幾年推出再工業化措施，同時積極招商、呼籲美商回美投資。
（二）美國吸引外資之主要措施
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突顯美國對外貿易失衡的嚴重性，2009年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不久即開始推出「2009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RRA），將新興產業訂為美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目標，希望加速新興產業發展；2010年推出「國家出口倍增計畫」（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 NEI）法案，希望推動出口、促進製造業成長；2011年推動「先進製造業夥伴關係計畫」（Advance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MP），以提升本土製造業；2012年再推動「委外工作轉回美國計畫」（Insourcing American Jobs），並透過提供減稅優惠，鼓勵美商製造業回流。
總統川普上任後，除了持續上述促進美國再工業化的相關措施外，更強調美國優先、希望創造更多在美國的工作機會，因此除了退出區域性貿易談判，展開雙邊談判以爭取美國利益外，亦施展貿易調查、尋求救濟措施，以期減少美國對外貿易赤字。2017年9月更公布大幅度調降企業稅（從35%降至20%），以及提高個人免稅額一倍的稅制改變，以造福中產階級及帶動資金與投資回流。另外在雙邊貿易措施中，除了重新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完成貿易談判外，對中國大陸則展開報復性之提高關稅，以期削減雙邊貿易失衡，同時呼籲美商回美投資。
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從2010年到2016年回到美國及來自國外的直接投資超過1,900多件，其中包括通用電器（General Electric）、福特（Ford），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卡特比勒（Caterpillar）和波音（Boeing）等知名公司等，已將部分離岸生產遷回美國。然而，值得深究的是此類投資行為是廠商經濟活動之常態，屬於零星現象？還是為了響應政府的愛國行為？抑或是廠商經過效益評估後之理性抉擇？
（三）美國製造商離岸外包或回流之主要考量
一般而言，勞動成本過高是美商離岸外包的主要考量，然而供應鏈太長卻包含了若干隱含成本，可能減損離岸外包的成本優勢。根據成立於2010年的「回流倡議組織」（Reshoring Initiative）所蒐集的資訊顯示：在過去廠商進行離岸外包之初，一般廠商可能沒有想到或認真計算在離岸外包之後，在運輸、天然災害、政治風險、智慧財產權、運籌及庫存管理等可能存在的隱含成本與風險。近幾年在歷經日本311地震及海嘯、泰國水災後，使廠商體會到國外產地氣候不確定的風險；交貨與運輸成本也受制於國外的航運業者，如果有經營不善者，更可能造成龐大的不確定風險；此外智慧財產權被侵害、被要求技術移轉，以及中國大陸工資水準已經上漲等等，使東亞國家於部分產業在總成本考量之下已難再有多少成本優勢，因此不少廠商開始重新思考及計算離岸外包可能產生的總成本。
此外將生產遷回美國，可以更貼近消費者，以及時改良品質、回應消費者需求；而「美國製造」具有品牌形象價值、自動化技術進步使廠商可以大幅度的機械化來代替人工，進一步助長廠商進行縮短供應鏈之改造，故投資回流或再向東南亞尋覓具勞動成本優勢的其他國家，似乎成為此時新一波潮流。
然而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數據（見表1）顯示，從2014年到2017年在美國新增的FDI投資，以2015年達到4,395億美元為高峰，此後2016及2017年皆明顯下降，僅達到3,797億美元及2,596億美元，分別較前一年負成長13%及31.6%。此外從美國製造品進口占製造業生產比重來看，不管是自2008年以來，或是最近幾年直到2017年，該比重皆持續成長（見圖2），但川普於2017年1月上台，該年度FDI卻大幅度衰退，製造品進口占美國製造業產出則持續提高至12.44%，因此前述廠商投資活動的回流應該與川普政府政策無關，主要應該是廠商經由縮短供應鏈及與歐巴馬政府時代鼓勵廠商回美投資之措施有關。
至於在川普不斷提高關稅、呼籲美商回流、將離岸外包工作遷回美國的呼籲中，最受人矚目的智慧型手機製造商－蘋果公司，則以其一旦轉回美國生產，其售價將大幅度提高為由，尚未將其在東亞的蘋果供應鏈進行重整。惟為了回應川普政府的呼籲，蘋果最主要的代工組裝廠－鴻海集團，在取得美國州政府的稅務優惠後，目前已經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投資部分零組件（如面板）生產。故在東亞供應鏈方面，除了關稅會影響美國進口品價格外，像蘋果公司這類，其供應鏈發展已經相當深入的公司應該有更整體與全面之考量。
根據研究顯示，除了勞動成本外，一般美國公司離岸外包的主要考量尚包括：（1）海外產地對勞工工作的限制較少、勞動生產的彈性較大；（2）土地及設廠成本較低；（3）工廠管理、保險、水電費用等比較便宜；（4）國外市場成長潛力雄厚，有利產品之海外銷售；（5）資本密集度高的零組件交由外包廠生產，可以強化業者資本運用之空間，使本身更專業於核心競爭力之開發，且專業代工廠擁有更大產能，可以更快速的依據美國公司之需求而調整；（6）東亞供應鏈橫跨多個國家，彼此形成競爭，持續進步，品質符合美國公司需求與利益。以智慧型手機如蘋果供應鏈這樣的商品言，其分工程度之細緻與供應鏈關係之龐雜，廠商必須考慮之層面，可能更多是屬於此類非勞動成本之因素。
三、蘋果供應鏈與美國貿易保護措施
面對川普政府欲針對中國大陸2,000億美元商品提高關稅，蘋果公司於本（2018）年8月份由美國政府舉辦的聽證會中表示：蘋果公司在美國直接聘僱約8萬名員工，與境內大約9,000家供應商往來，2017年對其支付約500億美元，提供了約200萬個工作機會。即蘋果公司雖然將部分工作進行離岸外包，但是同時在美國境內也提供了至少200萬個工作機會。事實上，蘋果公司如果沒有進行海外的離岸代工，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率，將無法支付其對國內業者及員工相對較高的待遇，以及不斷進行技術密集之研發創新，以維持其產品之國際競爭力。
另外，根據貿易律師Scott Lincicome引用2014年Marketplace的報告表示，iPhone在中國大陸組裝及生產部分組件的成本約為每部手機190美元，若遷回美國，該成本將提高至600美元左右，遠遠高於關稅可能帶來之成本增加。電子晶片生產大廠英特爾（Intel）也表示，目前多數供應鏈、代工資源均集中在中國大陸，貿然以關稅進行報復，將使美國下游廠商面臨壓力。此外，半導體為美國第四大出口商品，2017年美國有貿易順差超過60億美元，針對中國則有將近20億美元順差，若最終演變為中美相互提高關稅，對美國半導體出口不利。
因此到目前為止，川普政府提高關稅的2,000億美元產品清單中尚無智慧型手機及iPad。但是如果未來提高關稅措施進一步升級至下一波涵蓋2,670億美元商品時，幾乎所有產品都將無法避免被提高關稅，則關稅措施對美國資訊產品售價及其在全球市場競爭力之負面影響將難以避免。
另外根據整體供應鏈軟體服務業主Amber Road的觀察，其表示該公司全球化數位管理之相關業務仍然持續成長，並未看到回流趨勢。至於對於需要轉移生產基地的軟體服務，主要是從中國大陸轉向東南亞，或者從亞洲轉向墨西哥，而非回流美國。故美商回流應該仍侷限於以銷售國內市場、美商能夠恢復在美國境內生產的供應鏈產品為主。
四、結語
綜合而言，過去美國廠商基於國內外勞動成本之差異，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而展開的全球化布局與離岸代工風潮，使美國製造業有外移現象，亞太供應鏈亦因此得到積極發展。惟供應鏈太長必須付出潛在成本，在業者重新以總成本概念估計之後，近幾年美商有回流現象，但主要發生在某些需要即時回應消費者需求、以美國境內銷售為主的廠商。此外由於美國自歐巴馬政府時代已經展開促進製造業發展的再工業化政策，再加上鼓勵回流的降稅措施，美商回流可能成為新一波風潮。惟部分在國外供應鏈發展已經相當深入的產品，由於廠商考慮的因素已擴及至國內外法令之比較，以及資本、技術、運籌管理更密集之專業化分工與國際合作，則關稅損失將遠不及重新調整供應鏈可能產生之成本，以致保護性措施對廠商回流的影響仍然有限。
我國在供應鏈之參與，主要涉及與東亞國家間密切分工合作的電子資訊產品類，目前在整體供應鏈體系方面尚未見美國業者展開生產活動之調整。惟為了回應來自美國政治層面壓力，「鴻海集團」已經在美國投資生產面板及未來將提供5G服務，由此顯示廠商所面對來自美國之政治層面壓力亦不宜忽視。由於美方在中美貿易戰中，對中國大陸的不滿主要在其非市場經濟所導致之不公平貿易，但目前雙方缺乏共識，故未來中美貿易戰恐難善了。若貿易戰最終演變為長期高關稅的相互對峙，則將進一步彰顯美商因為得到降稅與投資優惠而展開的回流趨勢。
然而提高關稅後，廠商通常會將關稅成本轉嫁至產品售價，最終將由消費者承擔關稅成本。若未來提高關稅的貿易戰擴及至幾乎所有商品，則對雙方整體貿易、消費者福利，以至經濟成長均將有不利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