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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的挑戰：以臺灣國家安全為切入點之分析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郭家瑾 碩士生、譚偉恩 助理教授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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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epaper551
551（專題）註腳、參考文獻.pdf
一、前言
蔡英文總統於2015年9月22日首次提出「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期能透過民間交流、文化、教育研究等多方面的連結，建立並深化與東南亞和印度等國家多元、多面向之夥伴關係。新南向政策的主要思考是「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
[1]
此處所謂的單一市場，指涉的就是中國大陸。
[2]
臺灣的出口貿易高度依賴中國大陸，根據富比世（Forbes）於2015年所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出口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國家中，臺灣僅次於澳洲，位居全球第二（出口比重占26%，整體GDP占16%）。
[3]
對此，日本工商會在對臺政策建言《2015白書》中指出，臺灣應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並與東南亞等新興國家建立經濟合作關係。
[4]
實際上，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位前總統在其執政時期均曾提出類似主張。例如：1994年核定「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2002年核定「加強東南亞經貿投資配套措施暨細部計畫」。
[5]
這些早年政策便是臺灣初期的「南向政策」（Go South policy），而現今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在本質上同樣是為了避免臺灣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每個國家的經貿政策面臨的情況皆不盡相同，但無論施行何種政策，執政當局都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因為維護生存的安全是任何國家必然的首要目標，若一國無法存續，就意味著國家消亡。鑑此，在開展任何全國性的政策前，執政當局應將國家安全置於考量首位，通盤思考此一政策是否能達到執政者的預期結果，同時無損於國家生存的安全。在兩岸關係中，北京政府始終的目標均是「統一」；相較之下，臺灣的統獨傾向則是隨著政黨輪替而有所變化。不過，只要北京不放棄統一的目標，臺灣執政當局在決定任何政策前都應該將國家安全置於首位，也就是把中國大陸因素列入考量，畢竟這關乎我國推行一項政策之後，可能會因為中國大陸因素而導致國家安全面臨衝擊。準此，「新南向政策」當亦不例外。
本文的首要關注即為臺灣的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的根本意義，是為了維繫國家生存（national survival）。在傳統安全觀中，國家安全主要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防止外國武力侵略等威脅
[6]
；然而，在當今的安全觀中，國家安全的意涵趨向多元化，是一綜合性安全的概念
[7]
。不過，兩岸關係具有一定的敵對和衝突性質，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軍事議題一直是臺灣執政當局和全體國人的關注，此與北京當局至今仍未完全地放棄武統臺灣有關。因此，一項合理的假設是，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者皆會將國家安全置於首位。臺灣從原本馬政府主張的「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尤其2010年與中國大陸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到現任蔡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均應是出於強化臺灣國家安全的考量。準此，若「新南向政策」並沒有提高臺灣國家安全的風險，且在經貿上有分散臺灣目前出口貿易過度集中的效果時，當應為國人齊心支持。反之，若「新南向政策」招致臺灣國家安全面臨的風險升高，且又無法如其所宣稱能在經貿效果上為臺灣開拓出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時，其政策的有效性與必要性就值得存疑和批判。
除上述前言外，本文在第貳部分先就臺灣對中國大陸經貿政策的調整歷史進行簡要回顧，而後於第參部分檢視以往和現行政策推行的理論依據和盲點，第肆部分援引貿易預期理論（trade expectations theory），以反思角度分析「新南向政策」面臨的挑戰。結論部分則是以保守的角度建議，在無法確保「新南向政策」可以為臺灣帶來實質的國家安全提升時，除非有平衡此政策負面效果的配套機制，否則不宜輕率為之，導致臺灣國家安全陷入較高的風險或甚至蒙受實害。
二、臺灣對中國大陸經貿政策的調整
自1989年有官方貿易統計的數據觀之，可發現自開放兩岸經貿以來，幾乎年年皆呈現增幅的狀態。中國大陸原本只占臺灣貿易總額的0.1%，到了2016年已增加到23%。自2001年起，中國大陸成為臺灣的前五大貿易夥伴。在此之前，兩岸的貿易總額雖然占比極小，但其趨勢都是呈現持續緩步地增長，從1989年僅有少量進口而無出口，占貿易總額0.1%，但隨著緩步增長至2000年，中國大陸占臺灣貿易總額已直逼排在第五名的新加坡，並於2001年開始成為臺灣的前五大貿易夥伴國。另外，從進出口排名來看，中國大陸自2004年起成為臺灣最大出口國，2013年起成為臺灣最大進口國，即自2013年起至今，不論是出口或進口額，中國大陸皆排名第一；從進出口額來看，臺灣在2001年以前自中國大陸的進口額大於出口額，但自2002年起至今，則轉變成出口額大於進口額，即自2002年起至現在，臺灣在兩岸貿易中享有順差（出超）。
早在1994年臺灣就意識到應該試圖拓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故核定了「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
[8]
但在1997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加上臺灣對中國大陸政策漸趨開放，兩岸經貿往來日益頻繁，致使臺商對東南亞地區國家的投資步伐趨緩，並有轉移至中國大陸的趨勢。
[9]
當時政府為了避免海外投資過度集中在中國大陸，於2002年又核定了「加強東南亞經貿投資配套措施暨細部計畫」，試圖透過加強與東南亞地區的經貿往來，減輕國內經濟發展受中國大陸政經情勢變動之衝擊。從2002年12月26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外交及僑務委員會第十五次全體委員會議中的報告中可知，「南向政策」無非是為了確保臺灣國家安全及政、經利益，以及掌握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之變化。
[10]
從過去的「南向政策」到現在蔡英文政府欲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其中重要的目的之一皆是為了避免臺灣過度依賴單一市場，而該單一市場即指中國大陸。「新南向政策」除了東協10國（汶萊、印尼、柬埔寨、寮國、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還包含南亞6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是以貿易、投資、產業合作、人才交流為四大支柱，加強多元及多面向的雙向交流，吸引東協及南亞業者來臺投資。同時，將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延伸至東協及南亞，為臺灣尋找新的經濟支柱。
[11]
此處可引申的問題為，美國和日本也皆曾佔據臺灣貿易的很大部分，何以臺灣必須特別避免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答案恐怕是因為兩岸經貿往來並非純粹的經貿問題，其中更牽涉到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尤其兩岸是處於敵對關係的貿易夥伴。從表1便可發現，兩岸在政治（和軍事）上即便處於緊張關係，在經貿往來上卻愈趨緊密，即便先前的政府推出南向政策，亦無法抵擋這樣的趨勢。這種趨勢隨著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之後更加明顯，兩岸互動有了更密切的交流，尤其可看到經貿交流有明顯成長。事實上，只要觀察臺灣歷任政府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之統計，就可知不論是哪一任政府皆與中國大陸有密切的經貿往來，且總體而言從1989年李登輝政府到2008年的馬英九政府，貿易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月平均都是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由於蔡英文總統上任未滿一年，官方的最新貿易統計尚未出爐或齊備，較難於此詳論。但從表2可初步發現，蔡政府至2017年1月，貿易總額和進出口額的月平均仍呈現上升趨勢，接下來幾個月的發展值得關注。
「新南向政策」目前還屬於起步階段，但若真要達到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之現象，與東南亞或南亞國家間的貿易，大概還有多少差額需要補足，才能與中國大陸的貿易至少扯平，應該是必須先予釐清的問題。從表3可知，目前兩岸貿易往來的緊密程度遠高於新南向國家。進言之，分別就臺灣目前與新南向18國和中國大陸的進出口額來看，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進出口額皆遠高於新南向國家；從貿易總額來看，2015年臺灣與新南向18國之貿易總額為96,356,675千美元，與中國大陸之貿易總額為115,392,431千美元，若要追平與中國大陸之貿易總額，臺灣與東協還有至少19,035,756千美元的努力空間。2016年兩岸經貿往來更是遠高於新南向國家。
若進一步從投資面來看，觀察表4近十年臺灣對中國大陸和東協國家的投資統計，可發現不論是件數或投資金額，臺商投資中國大陸遠多於東協國家的加總，雖然從成長率來而言，兩者都沒有明顯穩定成長或減少的趨勢，但這仍顯示了在近期或短期之內，臺灣仍高度地往中國大陸傾斜。
須特別注意的是，北京方面並不看好臺灣的「新南向政策」。對中國大陸而言，不論是李登輝或陳水扁時期提出的「南向政策」，或現在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都是一種政治操作，而非真正的經貿考量。因此，北京解讀「新南向政策」只是新版的戒急用忍，
[12]
是捨近求遠，欲解決經濟問題卻不遵循經濟規律的荒謬之舉，對臺灣的經濟發展和企業家並不好。
[13]
除此之外，從經濟層面的觀點而言，臺灣內部也出現一些對此政策的質疑，例如：有論者認為中國大陸市場仍然比東南亞市場大，東南亞最多只能作為兩岸市場的補充，難以取代中國大陸。
[14]
這些論點引人反思的是，臺灣從現在開始與新南向標的國家建立親密關係的速度，能否趕得上兩岸關係疏離的速度？且這種疏離並非是臺灣對中國大陸疏離，更多的恐怕是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刻意疏離。舉例而言，兩岸自2008年6月13日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之後，同年7月4日中國大陸首發旅遊團抵臺，自此每年中國大陸來臺人數年年增長，2015年就共有4,184,102人次來臺。然而，若以月平均來觀察可發現，2016年1至5月平均每個月雖然尚有367,683人次來臺，但5至12月平均每個月卻減為251,602人次，成長率為-31.6%。雖無直接證據證明中方刻意縮減來臺人次，
[15]
但從過去的趨勢而言，今年度劇烈的減幅並不尋常。從統計中可明顯感受，中國大陸來臺人次驟減是不爭的事實。
而觀察東南亞國家和「新南向政策」中的要角印度，根據表4可知，自1994年首度推出南向政策以來，東南亞國家和印度來臺人次雖然皆有緩步增加，然緩不濟急，這些國家來臺人次的加總仍無法彌補中國大陸來臺人次的缺口，雖然未來幾個月仍尚待觀察，但這無非是一警訊。綜觀前述統計，顯示臺灣若想在短期之內積極擺脫或消極減少中國大陸對臺影響並非易事，也意味著新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勢將面臨極大挑戰。
三、過往和現行政策之理論依據
回顧了臺灣過去和近期與中國大陸和一些南向國家的經貿往來後，本部分將從理論層面著手，說明支持兩岸關係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理論觀點。其次說明目前肯定或質疑「新南向政策」的理論觀點。最後，從現實面思索臺灣面臨的可能問題。
（一）兩岸經貿交流的理論基礎及其盲點
貿易和平論（economic peace theory）的自由主義者認為，
[16]
由於貿易往來帶來的經濟利益有利可圖，而使用武力會阻礙雙方的經濟往來，不僅造成經濟上的損失，也會增加使用武力的機會成本。因此，在貿易互賴的情況下，國際關係可以走向和平。
[17]
準此，主張兩岸經貿往來的論者強調，經貿整合是兩岸和平發展的第一步，應以經貿奠定和平發展之基礎。兩岸可在較不敏感的經貿關係中建立共識和信任，是對臺灣有利的安全保障。
[18]
此種觀點的支持者也主張，經濟融合能帶來政治敵對的緩和，創造兩岸和平共處的條件。
[19]
由於兩岸在政治上缺乏互信，若要推動兩岸和平，就必須從「經貿關係正常化」著手，臺灣經貿和投資對中國大陸帶來的影響之一，就是提供中國大陸當地一千萬個就業機會，中國大陸有數千萬家庭的生計倚靠臺灣，所以兩岸經貿可謂是兩岸的和平使者。
[20]
上述說法，部分產業界也樂觀其成，主張在ECFA架構下持續推動兩岸經貿正常化，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21]
而中國大陸方面，對於建立兩岸更加緊密的經貿往來也持正面態度。政協主席賈慶林於2009年表示，遵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推動兩岸商談，只要不斷鞏固和深化兩岸的政治互信，努力創造條件，就能破解兩岸關係中的其它難題。
[22]
簡言之，貿易和平論的支持者相信，經貿關係正常化是兩岸和平的要件。另外，也有論者認為兩岸政府應積極推動遊客互訪，此舉有益兩岸人民的認識與瞭解，還可為彼此的旅遊產業帶來商機。對臺灣來說，如果來臺的中國大陸遊客愈多，就會愈瞭解臺灣現況，除了能拉近兩岸認知的落差，也能將臺灣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經驗傳播至中國大陸，進而降低對臺灣的敵意。
[23]
兩岸經貿往來自1989年起逐漸成長，並於2013年達到貿易總額254,534,276,721美元的高峰，佔據了臺灣貿易總額約22%的比重。
[24]
在馬政府2008年至2016年執政期間，提出諸多促進兩岸經貿往來的政策，最為人熟知的即為2009年提出並於2010年簽訂的ECFA。根據本文表1至表4，皆顯示了兩岸關係在經貿、投資和人員往來有愈來愈密切的趨勢。然而，兩岸關係的發展並未如持前述論點者所預期，即便兩岸各層面有愈來愈密切的互動，但並未因而讓彼此趨向和平。至少，根據《中華民國104年國防報告書》，從中國大陸對臺政策和軍事整備現況觀之，中國大陸武力犯臺的可能性並未因兩岸關係改善而有所調整。
[25]
進一步參考2010年至2016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發現，中國大陸至今仍不願放棄武力犯臺，對臺海的軍力部署也並未隨著兩岸往來的密切而有縮減的跡象──至2004年，中國大陸約部署了650至730枚短程彈道飛彈（SRBM）瞄準臺灣
[26]
；至2008年9月，增至1,050至1,150枚
[27]
；至2011年10月，仍有1,000至1,200枚
[28]
；至2015年，仍維持在1,000至1,200枚。
[29]
這顯示了兩岸即使在經貿、投資和人員往來的密切程度雖高，但並未改變軍事和政治上敵對的事實。
（二）新南向政策的理論基礎及其盲點
以政府立場而言，新南向政策是為「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是定位為經濟政策。然而，在諸多政府文件中可發現，「新南向政策」難以用「經濟」兩字概括，而是有更多的考量。綜觀2016年6月8日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29次全體委員會議的相關文件，各部會在當中皆提到新南向政策的目標是塑造「人」為本的經濟戰略：外交部方面，將致力於推動各面向的人才培育與雙向交流，並透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和新興區域議題拓展臺灣市場、提升臺灣在東協及南亞區域的重要性
[30]
；經濟部方面，將著重臺灣和新南向政策國家貿易和投資關係之建構，期能為臺灣企業提升出口競爭力，使海外市場多元化。
[31]
僑委會方面，強調新南向政策是以「人」為核心而形成的對外戰略，為了深化東南亞華人社會對臺友善的基礎，擴大爭取東南亞及南亞地區華人社會對臺灣的支持和認同，該戰略之推展也必須從教育交流著手。順應華語學習熱潮，僑委會藉由建構「僑校華語文師資媒合平台」輸出臺灣教育人力及協助華（僑）校解決師資不足之雙重目的。
[32]
須特別注意的為陸委會方面，提及「新南向政策」是為了尋找新的外部經濟支撐力量，是經濟政策之一部分，並無意取代中國大陸市場，兩岸經貿仍會持續加強交流與合作，陸委會也願意和中國大陸就共同參與區域發展等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33]
除上述政府所提出之計畫，目前許多報章媒體和研究報告等也提供有意前進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投資之臺商寶貴的參考資料，許多是從經濟角度探討新南向為臺灣經濟帶來的機遇，
[34]
以及討論到臺商可能面臨之挑戰
[35]
；也有一些從區域戰略的角度切入，強調臺灣能藉由強化與新南向國家的關係建構區域連結、拓展國際空間
[36]
；也有論者提及新南向政策之具體落實方式，如從教育交流著手等
[37]
；也有少數從非純經濟的人本角度出發，主張「新南向政策」應先著重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層面，加深臺灣對於新南向國家的理解，而非以經貿利益為導向。
[38]
然而，如同前述提及的相關論述和研究報告，絕大多數是聚焦於分析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過去、當前與未來之經貿關係，或是臺灣在新南向國家之投資趨勢，以及臺灣與新南向國家可合作之層面。簡言之，目前多數研究主要探討新南向政策開展後，臺灣可落實該政策之方向與方式，而較少探討制定和施行該政策短中長期可能對臺灣帶來之影響，尤其是本文所關切的國家安全問題。首先，工商業界尚不全然了解「新南向政策」且看法分歧，
[39]
而當局對於該政策之目標也並未完全定調。
[40]
若此政策確實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推出，那麼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前提應該是臺灣對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已有充分了解，而非在推出政策時才決定開始了解。因為若是在政策推出後才開始瞭解，必然會拖延到施政效率。事實上，不乏有論點指出，臺灣對東南亞和南亞仍十分陌生。
[41]
第二，「新南向政策」的本質已超越對外經濟政策的內涵，而是實踐「自我改造」的國家發展戰略。
[42]
或許新政府不願將「新南向政策」染上任何敵視中國大陸的色彩，但仍不免被人認「新南向政策」相較於先前的南向政策更具有政治意味，
[43]
特別是從中國大陸立場來看，必然將之解讀為具政治敵對意圖之政策。
[44]
第三，若干論述指出，臺灣可透過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從教育文化等層面著手，增加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與臺灣之教育交流、培養人才，進而在相互理解的情況下，培養這些國家的「親臺派」。
[45]
此論述可從幾個問題來思考：透過教育文化之交流是否能達到培養親臺派的目的？而此政策是以什麼指標來評估成效，即如何肯定來臺的東南亞和南亞學生確實是受到臺灣教育之影響而成為「親臺派」？倘若有具體的評估方式，培養出「親臺派」對臺灣的實質助益為何？本文目前並未發現有能具體量化此政策成效的指標，或許人們可直觀地從每年招收學生的增減幅度來評斷該政策是成功或失敗。然而，若是增幅，是否又意味著這些逐年增多的留學生會為臺灣短中長期的國家安全帶來正向影響？其次，若教育文化的交流能輕易地改變一個外國人的認知，那臺灣是否應禁止臺生赴中國大陸求學，以免被中國大陸吸收成為「親中派」而對臺灣不利？那臺灣是不是要讓更多的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學，透過教育等方式吸收中國大陸學生？
四、新南向政策的另一種可能：貿易預期理論的分析
貿易和平論的支持者鼓勵執政者盡量與中國大陸貿易，但實際成效在兩岸互動的應用上似乎不盡理想。鑒於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本部分嘗試以另一個途徑來觀察和分析新南向政策可能遭遇之挑戰，希望能更加全面地評估新南向政策可能為兩岸關係帶來的實質影響，以及臺灣要如何才能避免不利的情況發生。
（一）貿易預期理論的基本原理
國際關係學者Copeland於1996年和2015年發表的著作中，探討強權間發生戰爭的原因，提出貿易預期理論，主張將依賴國「對未來貿易和投資環境的預期」（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作為一影響雙邊關係的變數，解釋強權間戰爭發生的原因。
[46]
其研究結果發現，依賴國選擇繼續維持貿易或走向戰爭，是取決於對未來的「預期貿易值」（expected value of peaceful trade into the future）與「和貿易夥伴國開戰的價值」（the value of the war/conflict option）這兩者的比較。
[47]
詳言之，兩個國家彼此貿易依賴程度的高低並非決定衝突或和平的重點，更關鍵的因素在於依賴方對於未來貿易關係的期待。若A國預期到B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停止對A國的出口，這將提升A國的不安全感，進而加深A國向B國發動戰爭的意願。
[48]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為例，當時德國為了滿足國力發展，必須高度依賴進口天然資源、能源與食物。然而，當希特勒政府在預期到英、美、法即將建立起各自的封閉貿易體系後，開始擔心德國的工業與軍事發展將因貿易障礙而受阻，為了要維持德國的發展，致使德國決定發動一系列歐洲大陸上的戰爭。
[49]
上述貿易預期理論是探討「強權間」發生戰爭與否的問題，因此實際上並無法全然地適用於兩岸關係。但若嘗試以此理論來分析兩岸關係，將會發現兩岸關係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特例」。因為在經貿關係上，臺灣才是兩岸經貿關係中的依賴方，中國大陸則為被依賴方。不同於貿易預期理論關切依賴方對於未來貿易的預期，在兩岸關係中，更多的是作為被依賴方的中國大陸，其對未來兩岸貿易的預期可能影響兩岸關係，同時最有可能動武的也是身為被依賴方的中國大陸，而非臺灣。
（二）轉移依賴：國家安全的新曙光或悲劇重演？
直觀地從數據來看，確實可確定中國大陸占臺灣貿易總值極大比重，但可以進一步看的是，臺灣是否為中國大陸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從表5的統計來看，可發現中國大陸實際上並不依賴臺灣所出口的貨品，但臺灣卻相當依賴中國大陸市場。根據表6，單從中國大陸對亞洲國家的貿易統計來看，可知中國大陸與日韓兩國的貿易總值與臺灣不相上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總額更是向來高於臺灣。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發布之報告也可發現，中國大陸貿易夥伴較為多元，2015年前三大交易夥伴為歐盟、美國、東協。
[50]
由此可見，臺灣僅是中國大陸在亞洲地區貿易往來的其中一員，且是相對不被中國大陸需要的貿易夥伴。
再更進一步地來看，觀察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的貨品，占兩岸貿易比重最高的為「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2015年占比50.7%，
[51]
2016年1～5月占比53.2%。
[52]
。占臺灣出口比重最多的中國大陸是否對這項貨品之來源除了臺灣已別無其他選擇？意即，透過貿易結構的比對，我們可以確認在一段互賴關係中，哪一方是相對脆弱，以及臺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在經貿關係上是否無可取代？
根據表7，從中國大陸官方2016年1至6月的統計可發現，臺灣在「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並非是無可取代的地位，日本、美國、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大陸本身也皆有出口機電產品，且中國大陸還出口大量的機電產品至臺灣，其總額與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的總額甚至不相上下。換言之，與其說中國大陸需要臺灣的該項貨品，不如說臺灣更需要將該項貨品輸出至中國大陸市場。
五、結論
“Hell is full of good meanings, but Heaven is full of good works.” 本文相信「新南向政策」的推出是基於臺灣國家安全的考量，其核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稀釋臺灣從過去到現在對於中國大陸這個單一市場的過度出口貿易依賴。但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沒有嚴謹的規劃和周全的思慮，不免在執行過程中為國家帶來安全上的風險（或甚至實害），而不是如其所宣稱的強化國家安全。
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內，無論何黨執政，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依賴或是經濟上的需求都維持在一個很高的程度。這個現象是否應該被檢討，或是根本應該避免是值得深入討論和爭辯的問題，但臺灣事實上不僅僅只對中國大陸存在此種不對稱的經貿依賴，對美國或日本等國家也有類似的情形，頂多程度上略有區別。因此，應被真正聚焦的問題核心是，臺灣對另一國這種很高程度的經貿依賴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從民間角度來看，兩岸經貿往來是商機；但從兩岸執政當局來看，兩岸經貿往來並不是純然地貿易而已。自1981年開始至今，臺灣對中國大陸享有貿易順差，是兩岸經貿往來的受益方（依賴方）。這樣的依賴可以被解釋為有助於兩岸降低戰爭爆發的風險，是貿易和平理論者所採取的主張。但貿易和平論的盲點在於，或許經濟意義上兩岸經貿往有利臺灣，但這種臺灣對中國大陸市場的單邊依賴關係，可能最終會使中國大陸以商逼政，藉用經濟槓桿促進統一。如此，在貿易和平論之下，或許降低了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臺灣的政治獨立性也因此受到威脅。蔡英文總統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就是為了避免在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情況下出現上述情形，故開始尋覓可部分取代中國大陸的其他海外市場。然而，從貿易預期理論的觀點來看，「新南向政策」未考慮到的是中國大陸對於兩岸貿易互動的認知與預期。在中國大陸將臺灣視為「不可分之一部分」，也就是同樣屬於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時，倘若「新南向政策」真的完全成功（即找到更多可部份取代中國大陸的海外市場，或甚至是能完全取代中國大陸時），北京當局非常可能會選擇以軍事手段這種較極端的政策來解決臺灣問題。
綜上所述，執政當局認為「新南向政策」能為臺灣帶來的國家安全，可能在實踐過程中是提升臺灣的國家不安全（特別是讓臺海陷入高風險的軍事衝突狀態）。況且，「新南向政策」是否真能如預期那樣為臺灣找到中國大陸以外的海外市場仍屬未知。當然，最糟糕的劇本推估是，「新南向政策」不但無法達到減低臺灣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目標，還可能促使中國大陸感到兩岸關係的可預期度下降，而提早對臺灣採取極端手段以防止確定性繼續下降，也就是貿易預期理論對於國家爆發戰爭的解釋。蔡英文總統本人曾多次表示，臺灣要力抗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擺脫對中國大陸的過度依賴，形塑一個健康的經濟關係。
[53]
惟在臺灣尚未有充分準備的狀態下，「新南向政策」如何能夠順利推展並確保臺灣的國家安全是增加的？如果蔡政府及其負責新南向相關政策的團隊無法對此加以保證，但客觀上兩岸已經因為「新南向政策」的推行而出現僵持或產生經濟上的負面衝擊時，這個立意良善的政策要如何平衡其帶領臺灣走向較安全之路過程中的不安全風險或甚至是實害？這恐怕會是「新南向政策」最嚴峻的挑戰。
※為提升讀者閱讀體驗，詳細註腳與參考文獻，請見標題下方附件下載pdf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