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府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於一月公布2009經濟自由度指數，美國排名第六，在世界主要貿易大國中名列前茅，英國、日本、德國、法國分別名列10、19、25、64，中國、印度、巴西則名列132、123及105。

　　從各主要國家經濟體自由度排行來看，美國市場的自由開放大幅領先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在貿易、投資以及經營企業自由度方面，得分在30～70分之間，美國則均在80分以上，顯示著成熟的市場經濟與新興市場經濟體制間仍存有重大差異。

　　回顧2008年杜哈回合談判，因為美國與中國、印度對市場開放義務存有重大認知差距而導致談判破列，或許雙方在制度上的差異正是多邊貿易談判何以一再受挫的主要原因。

　　2008年杜哈回合談判受挫，在議題上呈現的重大爭議，主要是美國與印度及中國對於啟動農產品特別防衛機制之門檻各有堅持，以及美國希望新興國家積極參與部門別自由化。其中在啟動防衛機制方面，印度與中國認為當進口量增加超過10%以上時，即可提高關稅；美國則認為應超過40%以上時才可引用防衛措施而提高關稅。在部門別自由化方面，美國認為新興國家應該積極參與部門別自由化，以確實承諾開放市場；新興國家則希望保有政策空間而強調參與與否應為自願，並爭取其他彈性條款，因此對降稅模式係數無法達成協議。

　　美國與印度及中國對於上述議題認知之差距，基本上反映出雙方對於市場波動以及自由化可以承受程度之差距，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通常認為市場的波動是必然，可以經由價格機制來調整。

　　此外，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每一個企業個體追求的是利潤最大，生產成本最低，同時企業經營個體也將盡量降低價格以滿足消費者之需求，爭取消費者的支持。但是企業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可能運用各種方式影響決策，故遊說與金權政治愈來愈普遍，大企業也因此獲得超額利潤，擴大所得分配之差距，勞工就業的穩定性降低，以及公共政策失靈等，此時需要加強的是公民對社會的積極立法，以加強對企業團體經營活動的規範；即經由強化民主制度、鼓勵民眾參與公眾事務來營造均富而公平的社會。

　　反之，所謂的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其市場經濟改革實施的期間有限，在中央集權時代，各種經貿政策與資源的配置係由中央政府掌控，在改革開放以後，固然可以經由修法而邁向市場經濟，但是在經貿措施實施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對勞工就業不利、環境污染等負面影響時，其矯正的方式是立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放棄營利目的，而不會要求強化民主制度，因此顯示出兩者在制度上基本之差異，也因此對於經濟波動能容忍的範圍相對較小。

　　展望未來，任何國家幾乎都難以承擔杜哈回合無法達成協議的重責大任，因此雙方必須妥協。但是以當前金融海嘯已經重創美國經濟而言，歐巴馬財經團隊未來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挽救瀕臨倒閉的金融機構、鼓勵投資、增加就業，以及提升美國的競爭力；此外為兌現競選承諾，也將減稅3,000億美元，因此將造成美國財政赤字大幅提升。

　　由於財政赤字與貿易赤字將是美國未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美國若無法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取得其他國家將對等開放市場之承諾，所有談判結果恐亦無法獲得國會支持，故美國的立場，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難有可以讓步的空間。

　　但是新興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扮演的角色卻不斷提高，其市場開放程度應該相對提高，目前其對市場經濟措施之保守，主要是延續過去管制經濟時代的舊思維，未來可能需要加強政治協商，以促進多邊貿易體制之維持與持續之自由化。

　　【本文原載於工商時報C4/經濟教室，2009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