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競選語言對中國大陸有極多批判，雖然這些指控上任後不見得會一一兌現，但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與歐巴馬政府會有改變幾乎已可確定，未來雙方必將展開談判協商。

台灣與美國及中國大陸貿易關係密切，我國很多產品都是先出口到大陸的半成品，在大陸完成加工後才向美國出口，未來如果美國對來自大陸的進口品提高關稅或有其他保護措施，我國很可能成為間接受害者，值得關注。

川普對美國經濟政策的指控，從經濟學觀點多不見得能夠成立，但拉高姿態有利於商場談判，而以目前川普主要閣員任命來看，川普政策應不會忽視實務面需求，因此最後政策的定位應會適度折衷、不至於過度保護。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川普當選後，人民幣匯率不升反降，顯示市場走向與川普所言恰好相反；貿易協定對美國經濟亦有正面影響，惟在不同地區與產業間的影響不同，故美國需要的應是加強對弱勢產業與地區的調整協助等。

不過自由化的政策只要無法跨越政治層面的缺口，在民主選舉中就很可能成為在野黨爭取選票的來源。因此即使有八十五％的美國經濟學家不贊成川普的經貿政策，但為回應選民要求，未來川普的政策仍應會有基本方向的轉變，例如：要求美國企業回美投資；未來在貿易措施上，則有可能將課徵更多反傾銷稅與平衡稅；如果對手國貿易順差過大，或對智財權之保護與執行不力、對美國產品有非關稅之進口限制等，美國很可能會加強對其操縱貨幣匯率之指控、發動其貿易法第三〇一、超級三〇一及三三七條等手段，要求貿易諮商或制裁等，我國出口廠商與主管單位宜有所準備因應。

雖然自從二戰結束之後，國際間已經成立多個國際組織，以監督及協調各國貿易、貨幣與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避免競相保護的惡性循環與貿易戰，但是川普在提出保護主義政策時，進一步指出美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呈現的制度性差異，以致呈現其所謂的不公平貿易，此點則頗值得我國借鑒。

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過去的經濟改革尚未擴及至政治層面，同時國營企業佔全國生產比重過高，以致在一黨專政下，政治因素常成為影響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央的政策，在地方政府積極配合下，極易形成政府補貼及產能過剩的問題，而過剩的產品勢必低價出口，因此影響到進口國產業發展與就業的機會。

我國對大陸貿易比重偏高，又是近鄰，大陸產能過剩的產業，如果在我國進口市場中缺乏監督與反制措施，很可能影響到我國產業正常發展。中美之間未來如何就此進行協調，值得我國密切觀察。

【2017-01-04/聯合報/A14版/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