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業利益及參與亞太地區基礎建設而言，台灣100%應該加入中國主導發起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取得會員身份後，我國廠商才會有機會爭取亞投行未來高達一千億美金的建設專案大餅，參與未來十年可能改變亞太地區政經版圖的遊戲。但亞投行和過去我們加入亞洲開發銀行(ADB)、亞太經合會(APEC)與世貿組織(WTO)的情形很不一樣；亞投行雖然是國際組織，但遊戲規則的制訂極可能是由北京所主導，也因此除了利益外，對於台灣加入的副作用，需要更多的思考。

　　從過去經驗來看，就算連ADB或APEC，我們在正式加入後，都一直因兩岸政治問題而遭遇名稱、參與層度的各種難題，何況是大陸坐莊的亞投行。

　　眼前台灣加入似乎有空間，畢竟中國為了吸引各國參加強化其基礎，若在此時此刻給台灣穿小鞋，不但有損兩岸關係，更會影響亞投行要「張臂歡迎五大洲」的開放性雄心。然而就算過了加入及名稱這一關（中國外長王毅已提出台灣加入名稱按照「國際慣例」辦理），真正的考驗其實在未來的運作，尤其是當出現對中國、對其他會員有利，卻對台灣不利的情況，或是兩岸關係出現變化（例如政黨輪替）導致參與受限的情況時，台灣稍有不慎就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不過就算有這些自找麻煩的風險，台灣仍應善用這次機會，建立兩岸在國際間互動的新模式。因為中國對區域及全球事務的參與方式，已經明顯從過去因為要「韜光養晦」而採取被動消極態度，改為主動出擊，創造議題。在亞投行之前，這幾年從將亞洲到歐洲連成一氣的「海上絲路」政策、推動「亞太自貿區北京路徑圖」、爭取加入在日內瓦談判中的「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到明年主辦「二十國集團」（G 20）會議，都是中國化被動為主動的象徵。在中國新一代「大國外交」政策下，必然對世界秩序帶來新的風貌（以及風暴？），而台灣因為經濟、政治及地理的近距離，無論喜歡與否，都很難置身事外。

　　換言之，亞投行可能只是起點，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國際場合，我們需要面對前述的兩難困境；只知道拒絕，會把台灣更推向牆角，但只知道參與，也有利弊難算的麻煩。我們無法一次把所有假設全面寫好劇本，但借用蘇起教授的話，政府此刻最需要展現的，是面對此一變局有「以智處事」的能耐，可在衝突的選擇中，務實且有智慧的找出維護台灣利益又為各方接受的解法，更需要讓我們知道對於潛在風險都已瞭然於胸，而不只是一廂情願的追隨流行。

作者：李淳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