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1]
自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逐步深化中國大陸市場與全球多邊經貿體制的聯結後，其就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藉此擴大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立場亦轉趨積極。基本上，從2001年迄今，中國大陸在簽署「亞太貿易協定」（First Agreement on Trade Negotiations among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後，已先後與香港、澳門、東協、智利、巴基斯坦、紐西蘭、新加坡、秘魯、哥斯大黎加、冰島與瑞士簽署12個FTA生效。
另外，中國大陸與韓國的FTA也已完成談判與草簽，預計兩國可能在2015年4月底或5月初正式簽署陸－韓FTA；2014年11月，中國大陸與澳洲亦已完成雙邊FTA的實質談判，該協定可能亦將在2015年第二季完成簽署工作；而與臺灣[2] 、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3] 、挪威、南部非洲關稅同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 SACU）、陸－日－韓FT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陸－東協FTA升級談判、陸－巴基斯坦FTA第二階段談判，共8個FTA則已進入談判階段；最後，與印度的FTA已完成雙方的聯合可行性研究；與哥倫比亞的FTA則仍處於聯合可行性研究階段；而與以色列的FTA目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亦有可能於2015年開啟談判。[4]
為探討中國大陸加速推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談判目標及對其總體經濟之可能影響，本文除先扼要歸納分析中國大陸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談判之長期戰略目標外，將更進一步就中國大陸近期加速推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談判之動機與目的提出幾項重點觀察。另外，亦將以目前亞太區域幾項大型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的形成為例，說明當前中國大陸加速推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對中國大陸在總體經濟上之可能影響，並於結語中對未來中國大陸因應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浪潮的可能作為與發展作出初步研判。
二、中國大陸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談判之長期戰略目標
從近期中國大陸繼與韓國、澳洲完成FTA布局後，續規劃年內談判目標及願景研判，中國大陸當前規劃對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談判之可能長期戰略目標、特點與意涵至少有五：
（一）運用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有效提升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自1970年代末期，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與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大陸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領導班子主政下，其對外政策開始出現下列幾項與過去「戰爭及革命外交」思維不同的重要調整，包括：
a.從倡導世界革命變為追求和平的國際環境
b.從敵視現存的國際規則發展為國際秩序中的成員
c.從強調政治和軍事建設轉為集中精力於經濟現代化
d.從教條的共產主義轉為日益增長的實用主義
e. 從「武力解放台灣」轉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想
在前述五大政策思維面向的調整過程中，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已逐漸從冷戰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蘇」、「反霸」、經鄧小平、江澤民的「改革開放」、「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與發展」，轉為胡錦濤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乃至習近平時期從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以「新型大國關係」建構對美政策、從「親誠惠容」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以「亞洲安全觀」建構區域安全秩序、藉由本身與非洲及拉美國家的互補互利，提升雙方關係並將對外經貿合作提升為外交戰略層次等全面升級升等方向發展。[5]
由此可知，歷經三十多年的演變，當前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不僅漸臻穩定成熟，其外交上的自信心與影響力亦隨其「綜合國力」的顯著上昇而不斷壯大。基本上，在為積極提升國家「綜合國力」的戰略思維導引下，如何透過對外洽簽FTA以因應WTO多邊談判的遲滯與全球區域主義浪潮的勃興，並藉此獲取中國大陸對外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國防、外交與資源等利益，實係中國大陸近十年來追求全面崛起戰略的主要關切重點之一。
由此觀之，對中國大陸而言，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不僅被視為是大陸對外建立和諧安全關係的重要手段，在地緣政治上更可有效突破強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FTA布局，避免中國大陸因被排除於其主要競爭對手國所建構的優惠貿易市場之外（例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6]談判），而直接損及中國大陸在周邊區域的經貿利益與外交影響力。
（二）減緩周邊國家對「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崛起」的疑慮，樹立中國大陸在區域內甚至國際社會間負責大國的正面形象
自1970年代末推動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開始主動參與國際體系並為其經濟的高速成長奠定基礎。1980年代與1990年代，中國大陸持續進入韜光養晦、養精蓄銳的國力蓄積時期。然而，就在中國大陸「綜合國力」日漸增強之際，「中國威脅論」的觀點卻不斷發酵。特別是，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在東海及南海海域的領土主權紛爭不斷，以及中國大陸解放軍軍備與軍事投射能力的不斷擴增，乃使日本與部分東協國家（特別是與中國大陸在南海有領土主權紛爭的越南及菲律賓）對全面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可能造成區域權力平衡與安全局勢的結構性改變，抱持深層的疑慮與戒心。
2003年，為積極消弭「中國威脅論」對其全面崛起之路的負面影響，中國大陸開始著手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希望該項倡議能夠成為中國大陸的新國家發展戰略。此後，中國大陸不斷向外強調將以「奮力崛起、堅持和平、永不爭霸」的方式，尋求新的發展道路。2004年春天，中國大陸進一步改以「和平發展」（Peaceful Development）的論述，代替原來帶有突破現狀意涵且易與「中國威脅論」產生聯想的「崛起」（Rise）一詞。
2004年4月，為進一步改善「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中國大陸亦同步推動「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隔年（2005年）4月，基於過去有關「和平發展」及「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論述鋪陳，中國大陸首先提出所謂「和諧世界」的概念，認為中國大陸與亞非等世界其他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此後，中國大陸開始於各種重要場合全面發展有關「和諧世界」的相關論述。從消極面來看，中國大陸由「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與鄰為善、與鄰為伴」、「和諧世界」到目前習近平主政時期強調「親誠惠容」搭配「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向外輸出「亞太夢」等對外論述之發展，其主要目標之一即係在尋求更高之戰略制高點的過程中，淡化自1990年代以來外界因「中國崛起」對中國大陸戰略敵視與疑慮的升高。
從積極面來看，亦可發現目前的中國大陸已不再滿足於國際體系「參與者」的角色。隨其「綜合國力」的大幅提昇，中國大陸已進一步以國際體系「建設者」的姿態，嘗試從其傳統價值出發，積極提升中國大陸在「軟實力」（soft power）方面的論述能力與話語權，藉此推展所謂中國大陸版的「普世價值」，以為中國大陸客觀物質力量的提升，找尋來自國際與國內可長可久之主觀思想價值上的支持基礎。[7]
（三）積極參與多邊體系下的複邊談判、並同步推動對外洽簽FTA，期盼化被動為主動，爭取在亞太區域整合的主導地位
首先，由於中國大陸目前已躍升為全球最大貨品貿易國，防止全球保護主義的興起，以及消除全球主要貨品貿易進口市場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將有助於提升中國大陸出口的穩定成長。為此，中國大陸除堅持推進WTO杜哈回合談判、參與WTO下的「環境商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 EGA）談判與「資訊科技協定擴大」（ITA Expansion，或稱ITA II）談判外，中國大陸亦同步推動對外洽簽FTA，期盼化被動為主動，爭取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中的主導地位，甚至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軸心（hub）。
為落實此一經貿戰略目標，中國大陸目前係採取既競爭又合作的競合方式推動。例如，中國大陸並不完全排除與日本建構FTA關係的可能性，但礙於陸日間政治外交上的矛盾、領土主權的爭議、歷史的宿怨與經貿結構上針對開放敏感產業的顧忌等因素，難於短期內解決， 因此過去中國大陸基本上係採陸－韓FTA先行的方式推動，希望藉此加大對日本的談判籌碼與壓力，並可使陸－韓FTA成為陸－日－韓FTA談判時的參考基礎與示範。
觀察近年來，包括陸、日、韓三國均開始加速對外FTA網絡的建構，導致彼此間在FTA結盟上的競逐。此種競爭關係除了顯現在雙邊FTA外，也出現在較大規模的RTA倡議中，例如過去中國大陸所大力倡導的陸、日、韓與東協等13國之「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即所謂「東協加三」；但包括東協、陸、日、韓、澳、紐及印度16國之「東亞全面經濟夥伴」（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East Asia, CEPEA），即所謂「東協加六」主要則是由日本所倡議，目的係在納入印度、紐、澳等國以稀釋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之影響力。
後續，2013年5月，在美國主導的TPP談判逐漸擴增的壓力下，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終於結束了過去「東協加三」與「東協加六」的路線之爭，不管陸日均轉而支持以東協和其FTA夥伴為基礎之RCEP展開正式談判，目前RCEP已進行7回合談判，而中國大陸也一再重申，希望RCEP談判能於2015年底完成，以便使直接攸關其切身政經利益的RCEP能在與TPP競逐整合先機的過程中，發揮「後發先至」之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在戰略制高點上選擇一個比TPP更大的經濟整合體，俾利中國大陸於未來推動同時囊括陸美兩大經濟體的長期區域經濟整合目標中，重新拉平與美國的較量基礎，中國大陸亦支持APEC「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的推動。為此，中國大陸除先於2014年5月，在APEC貿易部長會議上，首次拋出推動早日實現APEC之FTAAP目標的構想。緊接著，2014年11月，中國大陸更藉其主辦APEC北京經濟領袖會議之機，成功促成「APEC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北京路徑圖」（Beijing Roadmap for APEC’s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an FTAAP）與推動FTAAP共同策略性研究的通過。中國大陸此一反制作為，除可藉此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參與打造新區域及全球經貿規則的發展進程；[8]另方面，在FTA戰略上，中國大陸也可藉此反制美國所主導之TPP的擴張，並滿足中國大陸對外發展的總體戰略需求。
（四）運用FTA協助中國大陸次區域發展，爭取周邊國家支持，並確保中國大陸對外能礦資源之取得
基本上，如何藉由對外FTA的洽簽，實現中國大陸對不同圏層的總體戰略布局，亦係其推動FTA時的主要考量之一，歸納其圈層總體戰略之構想，主要有四，包括：第一圈層─即中國大陸、港澳和臺灣在內的兩岸四地FTA，或稱為大中華FTA；第二圈層為尋求周邊國家戰略依托，拓展東亞、推動亞洲經濟整合；第三圈層是推動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第四圈層是放眼全球，尋求與有利於拓展中國大陸外貿空間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建立FTA，特別是與資源豐富地區建立合作關係，以確保中國大陸的資源供應及能源安全；[9]
由上述中國大陸的圈層總體戰略來看，中國大陸目前與周邊國家洽簽FTA，除係其外交政策的延伸，另一方面亦在強化中國大陸邊境地區與FTA夥伴國次區域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與東協的FTA，除促進彼此全方位經貿投資成長外，藉由與東協的整合，進一步推動次區域合作，以促進中國大陸與東協接壤的西南地區之經濟發展也是重要的考量。而目前中國大陸正積極推動所謂「一帶一路」倡議，其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即可透過與東南亞、南亞等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合作，強化彼此間的合作關係。
另外，有關「孟加拉－中國大陸－印度－緬甸經濟走廊」（Bangladesh, China, India, 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倡議，[10]亦有助於深化中國大陸與部分RCEP成員在雙邊關係與次級區域合作機制上的發展，有利中國大陸提升對RCEP成員國的影響力。至於，近來陸－韓FTA布局的完成，除可強化彼此經貿利益，亦將促進中國大陸環渤海灣地區的發展，甚至振興其東北地區之經濟。其次，由於中國大陸目前係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因此選擇與澳洲、SACU、GCC國家等能礦資源豐富之非鄰近國家洽簽FTA，則明顯係以確保中國大陸原物料需求的穩定供應為考量。
（五）利用自身FTA布局反制美國的「跨兩洋經濟整合戰略」
自美國歐巴馬政府（Obama Administration, 2009年~迄今）上任後，為了不使美國自外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持續發展，並使其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太平洋國家」（Pacific nation），美國開始強調其「重返亞太」的立場，並利用各種機制尋求切入亞太區域，而美國大力主導TPP擴大談判即係其貫徹該政策行動的最佳例證。
儘管，過去隨著TPP實力不斷擴增已對中國大陸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外部政經壓力，但對中國大陸來說，強調TPP只是推動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多種路徑而非唯一選項，則係其一貫的回應方式。事實上，從中國大陸中短期的經貿戰略利益來看，運用其客觀上有可能於短期內藉由漸進開放及變革方式達標的FTA網絡，來反制美國同步於大西洋與太平洋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及TPP談判的「跨兩洋經濟整合戰略」，應係其目前對外FTA布局的主要策略考量之一。
三、中國大陸近期加速推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談判之動機與目的
自2007年10月，中國大陸在十七大中即將建設自由貿易區提升為國家戰略層次，而後2012年11月中國大陸在十八大更進一步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要工作方向。至2013年11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中國大陸為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即於經濟體制改革項目之下，確立了建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要方向。為此，中國大陸中央不僅於該次會議中決定要放寬投資准入，進一步開放外資准入限制；同時也表示未來將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一方面藉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另方面，還要擴大中國大陸內陸沿邊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
基本上，按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2014年12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內容顯示，中國大陸近期加速FTA談判除意在實現前述貳的五大長期戰略目標外，尚有下列幾項重要動機與目的值得注意，包括：[11]
（一）透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建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發展經濟，實現「中國夢」
中國大陸目前係以實現所謂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最高目標，希望藉由推進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建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並透過主動式的對外開放，來贏得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上的有利地位。
（二）透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掌握國際經貿規則趨勢，並藉此倒逼國內經貿體制改革，提升其國際競爭力
自加入WTO以來，透過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準，藉此倒逼國內經貿體制與市場的改革與調整係中國大陸推動內部經濟體制革新的主要策略之一。因此，透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不僅可使中國大陸掌握國際經貿規則趨勢，更可促進其與國際經貿體制接軌，增加其國際競爭力。
（三）透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與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發展，掌控驅動經濟成長雙輪
由於中國大陸深知，目前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自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以來最大的一次重新建構的浪潮。中國大陸目前綜合國力大幅躍進，使其開始積極構思從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轉為重要建設者和主要受益者。惟在面臨其經濟發展進入成長趨緩的「新常態」下，中國大陸需要積極掌控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的有利地位與透過建立自貿區擴大對外開放，才能在善加運用此兩大驅動經濟成長之雙輪的前提下，逐步克服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困難與挑戰，並在經濟全球化中搶佔先機、贏得主動利基。
（四）透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運籌對外關係、實現對外戰略目標
以漸進開放而非封閉，面對當前經濟全球化與美國戰略東移的壓力，雖係當前中國大陸不得不為的必然選擇，但透過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中國大陸亦可藉此促進其貿易投資，並為其國內產業開拓國際市場，解決目前其國內部分產業之產能過剩問題。此外，在更高的戰略層次上，中國大陸亦可藉由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權力，使中國大陸成為未來國際經貿制度的參與者、引領者以維護和拓展中國大陸對外發展的具體利益。
（五）運用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其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與建立面向全球之自由貿易區網路的策略規劃
由於對中國大陸來說，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中國大陸目前已設定了「逐步構築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之自由貿易區網路」的基本策略，希望透過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來加大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合作的深度、數量與質量，打好其遂行「聯合歐洲、振興亞非，對抗美日」戰略[12]之經濟基礎。
四、中國大陸近期加速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談判對其總體經濟之可能影響
茲僅以目前亞太區域幾項大型RTA的形成為例，綜述中國大陸加速推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相關談判對中國大陸在總體經濟上之可能影響如下：
基本上，根據2014年，美國經濟學者帕崔（Peter A. Petri）、普朗默（Michael G. Plummer）與中國大陸經濟學者翟凡（Fan Zhai）共同發表的一篇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中國大陸與亞太自由貿易區：匯聚的個案」（The TPP, China, and FTAAP: The Case for Convergence）之經濟量化評估分析顯示（如表1所示），在TPP-12、TPP-17、RCEP與FTAAP形成之不同情境下，對中國大陸之總體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分別為：
- FTAAP形成對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的可能影響：中國大陸因係FTAAP的成員，在FTAAP形成後之「貿易創造效果」（trade creation effect）的影響下，其實質GDP至2025年時將可能成長3.9%。
- RCEP形成對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的可能影響：中國大陸因係RCEP的成員國，在RCEP形成後之「貿易創造效果」的影響下，其實質GDP至2025年時將可能成長1.4%。
- TPP-12形成對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的可能影響：中國大陸若保持目前未加入TPP的狀態，設若目前TPP 12國完成談判，並維持其高開放標準生效，則至2025年時中國大陸將因未加入TPP，遭受TPP-12生效後之「貿易轉向效果」（trade diversion effect）的影響，而面臨-0.2%的衝擊（實質GDP總值約減少348億美元）。
- TPP-17形成對大陸總體經濟的可能影響：若未來TPP-12擴增為TPP-17（根據該研究之模擬情境，係指除目前TPP 12個談判成員外，尚包括中國大陸、印尼、韓國、菲律賓與泰國等經濟體均加入之情境），且TPP亦維持其高標準並簽署生效，預估至2025年時大陸的實質GDP將因為TPP-17所形成的「貿易創造效果」而出現4.7%的成長（實質GDP總值約增加8,086億美元）。
表1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不同途徑對中國大陸總體經濟影響的量化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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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自由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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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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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GDP
（以2007年美元幣值計價；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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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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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GDP變化值（10億美元）
（以2007年美元幣值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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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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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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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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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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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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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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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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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Moder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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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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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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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Inter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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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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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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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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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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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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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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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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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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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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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Moder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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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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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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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Inter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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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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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Peter A. Petri,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PP, China, and
FTAAP: The Case for Convergence,” In New Directions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Tang Guoquiang and Peter A. Petri, eds.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2014),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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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自習近平強勢主政與中國大陸近兩年來先後在貨品貿易總額、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的GDP總值規模相繼超越美國後，綜合國力大幅躍昇中的中國大陸，已將其對外政策從昔日的「韜光養晦」、「和平發展」，朝「有所作為」、「奮發有為」的方向調整，並積極尋求建立與其國力相批配之新的全球政經地位。正因如此，在面對美國歐巴馬政府於經濟戰略上，同時於太平洋及大西洋開啟TPP與TTIP兩大RTA談判的「跨兩洋經濟整合戰略」時，中國大陸很明顯的係在其所擬定之「支持多邊體制、聯合歐洲、振興亞非，對抗美日」的大戰略下，採取「逐步構築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之自由貿易區網路」之策略因應。
近期，為積極落實上述大戰略的推動，中國大陸除仍積極參與多邊體制之相關經貿協定的談判外，正透過落實「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試圖建立或加強與沿線60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緊密合作關係。2015年3月，中國大陸為進一步破除外界對其所提出之「一帶一路」恐淪為口號的疑慮，包括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與商務部更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宣示希望藉由「共同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籌建；加快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融資機構開展磋商；與加快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組建運營」等資金融通管道，建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一方面使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彼此能在既有的基礎上，促成雙方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及優勢互補。另方面，中國大陸也可藉由與區域內外之主要國家建立緊密對接及互補關係，有效反制美國的「跨兩洋經濟整合戰略」與美日同盟在東亞地區對大陸形成的圍堵態勢。
由此可知，儘管2014年10月，中國大陸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曾表示「目前正在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沒有中國（大陸）的參與將是不完整的」，[13]但考量當前中國大陸的加入條件不足（特別是有關如何在國家標準制定規則、環境、勞工、國營企業及其管理、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及電子商務與網際網路自由資訊流通等議題上，達成TPP的高標準要求，對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程度來說，難度頗高），[14]以及中國大陸近期運用推動建立FTAAP與亞投行等議題別合作的方式，突破美日以傳統同盟思維和建制對其盟邦之影響的策略，已初見成效。
因此，即使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對於美國主導之TPP談判的態度已從過去的「靜觀其變」，甚至作出不同意見之表述，轉為願意積極瞭解與評估的立場，但研判短期內中國大陸加入TPP的可能性不僅相對較低，反而有可能積極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及建構自身面向全球的FTA網路與美國的「跨兩洋經濟整合戰略」相抗衡。
[1] 本段落係增補改寫自拙著，「中國大陸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策略的政經分析：理論建構初探」，收入於周繼祥叢書主編，蔡育岱、左正東共同主編，《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中國大陸與非傳統安全》（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2014年），頁123-124。
[2] 海峽兩岸在2010年6月29日已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2010年9月12日架構協議生效，並於2012年8月9日另行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以及「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兩者皆於於2013年2月1日正式生效；2013年6月21日雙方又完成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談判簽署工作，但目前尚待雙方國內完成相關程序後始能生效；其他協議則仍在談判過程中。近期，兩岸代表已在2015年3月31日至4月2日在中國大陸舉行ECFA貨品貿易工作小組第10次會議，會議中已繼續就「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進行協商。
[3] 在與澳洲、韓國完成雙邊FTA的實質談判後，大陸已宣布未來將加速與GCC六國的FTA談判。「大陸與海灣六國加速談FTA」，《經濟日報》，2014年12月31日。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中國對外商談自由貿易協定總體情況」，《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北京），http://fta.mofcom.gov.cn/；「商務部：中國以色列自貿區談判將於今年啟動」，《中國經濟網》，2015年3月20日，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tazixun/201503/20914_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4月13日）。
[5] 丁樹範等作，《2014年國家安全總體情勢報告》（臺北市：遠景基金會、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2014年），頁81-83。
[6]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7] 本段落係增補改寫自張啟雄、葉長城，「從『日本第一』、『中國崛起』到『G2』：冷戰前後東北亞國際秩序的形成與轉變」，收入於李宇平主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4年），頁286-291。
[8] Mireya Solís, “China Flexes Its Muscles at APEC with the Revival of FTAAP,” East Asia Forum, November 23, 2014,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11/23/china-flexes-its-muscles-at-apec-with-the-revival-of-ftaap/ (accessed on April 13, 2015).
[9] 張建平，「我國FTA的戰略構想」，《太平洋經合研究》（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2010年第1期，http://pecc-china.org/2011-12-06/A30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4月13日）。
[10] 「中印緬孟，擬設經濟走廊」，《經濟日報》，2013年5月21日，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3/7910677.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4月13日）。
[11] 「習近平：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華網》，2014年12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06/c_1113546075.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4月13日）。
[12] 湯紹成，「大陸新的兩個世界戰略：地緣政治再現？」，2014年12月3日，《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print/p_175.php（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4月13日）。
[13] 中國大陸財政部，「視頻：朱光耀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演講」，2014年10月8日，http://www.mof.gov.cn/zaixianfuwu/yinpinshipin/zhuantishipin/201410/t20141013_114898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年4月13日）。
[14] 葉長城，「TPP形成對中國大陸之可能政經影響與其因應策略之研析」，《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第1825期（2015年3月19日），頁8-9。